从当代蒙古族与汉族的族际婚看两个民族的文化互动

由于清代以来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到内蒙古区域,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农业村落文化。本文调查了内蒙古乌兰浩特附近的乌兰哈达镇及葛根庙镇的七个村落蒙古族与汉族族际婚的状况,认为近距离的接触是促进蒙、汉族际婚的契机。族际婚的媾和及两个不同民族共同的家庭生活中,促进了两个民族在语言、节日、衣食住行等诸方面的文化包容和文化传播,两种文化的互动的过程就是当今建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过程。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非常态婚姻——以豫北Y村为例

基于豫北农村的经验发现,在家庭婚姻偿付能力普遍偏弱的情况下,农民长期面临较重的结婚负担。由于家庭再生产任务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用,农民家庭往往采用变通方法克服压力以实现婚姻缔结,从而形成了早婚和入赘婚两种稳定的非常态婚姻实践形式。前者通过婚后补偿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时间分散,后者通过男性“屈尊”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空间转移。婚后补偿与男性“屈尊”的婚姻策略都试图突破家庭能力、条件不足对男方家庭造成的婚姻缔结压力,是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家庭整体性婚姻实践;但两者都存在婚姻基础薄弱的共性,仍面临婚姻不稳定与婚姻离散的风险。     

被误读的妇女"三从"——中国古代妇女人身权的文化学分析

长期以来"三从"被当作妇女的道德规范而解释为妇女服从于男人的卑下地位,继而将服从与现实中的畏妻、尊母等社会现象解释为妇女社会地位的两重性.笔者认为"三从"的主要含义是确定妇女从属身份的制度,其意义在于说明妇女是属于父系家庭的.这种身份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共同构建了性别的等级结构.两重性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藏族骨系血缘外婚制的“非正式制度”解析——基于文献稽考与安多农区的田野实证

从古至今,藏族都在通过"神话、史训、谚语、宗教警告以及习惯法"等对本民族"血亲间禁止通婚"进行约束,执行惩戒。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将视域集中在"婚姻习惯法"的做法遮蔽了其他重要的部分。因为,藏族历史上对于"血亲外婚单位"的界定存在差异,导致当代部分藏区在"血缘外婚"的适用上有所区别,甚至与《婚姻法》相冲突,安多绒哇即是一例。故此,引入"非正式制度"的理论视角解析安多绒哇"骨系"血缘外婚制的发生机理、惩罚机制,将为学界研究提供一种思考方向。     

唐代宫廷鼓吹乐的用途考论

唐代的鼓吹曲可分为鼓吹部、羽葆部、铙吹部、大横吹部、小横吹部等五部,现存曲目85曲.鼓吹曲既用于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亲王以及一定品级大臣的仪仗,又用于凯乐、合朔伐鼓、大傩、婚葬和夜警晨严等场合.另外,皇帝加元服、纳后等多项礼仪活动都要使用鼓吹乐.     

中国婚内损害赔偿制度析论

中国现行法律虽然只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但并不否认婚内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也不排斥婚内损害赔偿.承认婚内损害赔偿以夫妻别体主义为理论基础,是对夫妻独立人格的确认.我们应该允许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竞合,请求权人在配偶方行为构成侵权时,既可以选择不离婚请求对方承担婚内损害赔偿责任,也可以选择离婚而请求对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匈奴风俗中的"收继婚"——人类学视野中的婚姻合理性

说起收继婚,更多的人把它看作是一种奇风异俗,似乎仅仅是历史上的一种“另类”。而本文试图用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论述匈奴风俗中的“收继婚”,使读者摆脱这种态度,以一种客观的角度来审视收继婚的存在发展的合理性。     

我国隐瞒重疾撤销婚的立法模式、立法理念与主要制度阐释

《民法典》第1053条对疾病婚的立法采用限定模式,将欺诈婚的欺诈事项限定于重大疾病。疾病婚的立法理念从“禁止疾病”转变为“禁止欺诈”,以婚姻欺诈理论构建了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制度。重大疾病须在客观上是重大的欺诈事项,即严重影响婚姻关系本质的疾病。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应解释为主动告知,无需婚姻当事人另一方的询问。和一般受欺诈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相比,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在行使期限上具有共同性和特殊性,即受1年除斥期间的限制,但不受5年除斥期间的限制。     

现代社会还能包容多子多福的价值吗?——浅论现代性对生活世界的挑战及其调适

在强调家庭价值的儒家文化圈，为何多子多福的价值不再见容于现代生活?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固然与生育率下降有着相关性，但也需要注意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婚育观念和个人生命意义所带来的持续冲击和改变——现代性导致个体从具有凝聚性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共同信仰中逐渐抽离出来，个人与原有的社会角色和责任之间脱嵌。本文在检讨现代性对婚育制度带来各种挑战的基础上，确认在当今时代婚育制度仍然是活着的社会制度，人口问题与人类婚育的社会属性及其社会功能密切相关。鉴于现代国家透过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在调节生育率方面收效甚微，本文提出重拾“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价值符号，探讨中国固有的家庭主义伦理价值制衡现代“个体权利”过度扩张之可能，并关注现代社会婚育形式的变通和策略性转变，寻求走出集体性生育困境之途，让中国的生育率逐步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使中华民族人口得以正常延续。     

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凉山彝族抵制高价彩礼的田野观察

本文基于对凉山州美姑、甘洛、越西、盐源四县的田野调查,发现自抵制高价彩礼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实施以来,凉山彝族彩礼经历了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过程。无礼不婚,指彩礼在凉山彝族婚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没有彩礼就无法成婚。高价彩礼强化偿付和资助功能,使其在维系社会关系、婚俗礼仪上的社会文化功能弱化。以礼入婚,是指通过对彩礼数额的调整,使彩礼在功能和意义层面发生改变,并将其纳入新的文化系统中。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动态转变,表明彩礼仍然是婚姻缔结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文化价值是值得保留的。通过对彩礼功能与意义的重新整合,使之切合群众利益,这样彩礼作为彝族地方性知识才能具有兼容现代化的能力与空间。当前抵制高价彩礼的具体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彩礼在彝族地区所出现的变化如何影响其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二者在移风易俗进程中的互动与整合是值得研究与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