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架上——兼论绘画与其他视觉传媒的相互转译

就当下艺术现状,尤其是架上艺术危机的分析,展开对绘画思想性的深刻思索,并通过对绘画与现代视觉传播媒介相互转译实验探讨,求取两者的不同所在,进而反映笔者对艺术现状的感知焦虑,以期在艺术的纯粹思维与纯粹摹写之间划定一个合理的空间,亦即确立纯艺术领域,用以对抗艺术消亡论观点.     

论凤凰形象与杜甫的仁爱思想

凤凰是我国上古某些民族的图腾,是太阳崇拜的象征。从上古的向往光明,到先秦时期的象征高洁、两汉时期的秉德兆瑞、魏晋时期的俊才罹难,凤凰形象的文化内涵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杜甫笔下的凤凰在此基础上把凤凰之德与儒家的仁爱思想和济世精神联系起来。杜甫诗中的凤凰是仁爱的化身,是诗人奉献精神和仁爱情怀的体现。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实现共赢

随着网络媒体、手机媒体迅速蹿起,传统媒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媒体的主流地位撼动,新媒体的发展优势越来越凸显,但新媒体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媒体而独立存在,传统媒体可以借用新媒体的渠道拓展其媒体空间,做跨媒体传播,创建新旧媒体之间的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共赢.     

真才意气踏征程——评小说《红痴》主人公李家宝形象

《红痴》忠实地反映了文革前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再现了当年知识青年的生活境况和精神面貌，反映了那一代人深刻思索、奋发图强的精神。小说以主人公李家宝的生活、学习、婚恋经历为线索，展开了跨越三十年的历史故事．给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作者通过对李家宝性格发展过程娴熟、真实的描写，不仅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放光彩，同时又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论影响媒介控制的社会因素

媒介从来就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 ,无论是其作为技术还是手段 ,它都被作为社会架构中的一部分而受到控制 ,虽然这种控制是多方面和多渠道的 ,但其根本则源于社会。本着这一观点 ,本文拟从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操作以及所谓媒介自律等方面去粗略探讨其控制的社会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力图说明社会与媒介的共同前进其实是在双方的互相牵制中完成的     

媒介版图与生态意识

倡导媒介的版图与生态意识,是基于当前国内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背景,意在强调在共时空状态下,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媒介制品,或者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媒介机构有机配置与组合,也就是构建一个富有生机的多样性的媒介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媒介是以整体的舍力而非单一的形式对人实施具体的影响,此项倡导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媒介的生态与版图意识还可以帮助梳理、调整当前媒介设置与媒介批评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这正是其紧迫性之所在。     

手机媒介传播:弥漫于空间——对手机媒介建构的空间结构的探析

空间与时间是人类立存于世的基本感知概念,而手机媒介的普遍使用正在重塑时空结构。手机媒介以其随时随地跨越时空沟通这一原始特点,一方面帮助我们形成把握世界的感觉框架,另一方面,这一"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媒介也令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传统概念产生"内爆"。手机媒介带来空间感觉的变化、建构私人空间、便利公共空间与私秘空间的自由切换、营造虚拟空间-手机社区,本文从这四个维度探讨手机媒介是如何通过对空间结构的重塑来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性内容,并且又成为我们经验的一部分这一重要而持久的理论问题。     

对高职院校组织形象建设中几个核心概念的思考

笔者联系工作实践中的观察与体会,从公关关系建设打造组织形象的角度,选择了其中几个核心概念,谈了些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旨在强调高职院校公关建设必须彰显个性,扬长避短,选择自己适合的发展道路.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红色中国”

埃德加.斯诺进入苏区后,"红色"在其个人词库中的语义内涵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一点直接反映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红色中国"形象的形成与变化过程上。对这一个案的研究,将充分展现"前理解"和词汇语义弹性在形象建构过程中的复杂作用。     

中国传统的记者德性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面对新闻界近几年出现的种种道德失范现象,人们在忧虑、困惑的同时,大多从新闻道德规范化、制度化方面提出了种种方案和对策.其实,媒介道德建设只靠道德规范的完善与落实是不够的,还要靠记者个体德性的养成及在道德实践中的自觉,只有逐步实现规范和德性的双重到位,才能摆脱媒介伦理的困境.而中国传统的记者德性伦理所提倡的公平正直、责任意识、维护真实刚毅不屈、坚持真理始终不渝、独立不倚、诚实、勤勉、廉洁、纯洁等种种品德,有助于我们认识记者的德性培养在新闻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可以促进当今新闻道德规范的充实与改进,还可以为当代记者的德性修养提供一定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