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话监听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电话监听是技术侦查手段的一种。适当运用电话监听,能够提高对抗犯罪的效能。然而,电话监听具有对公民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等权利造成侵害的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既要认识到其合理性,又要对其适用确定必要的限度,并在运用过程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     

浅析政府行政中的舆论监督

随着社会的发展,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电脑网络等媒体形式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受人关注;同时,政府的行政权也在不断扩张。公权力的扩大易导致乱用、滥用而滋生腐败。传统的监督方式因其自身的特点而难以积极地发挥应有的效能,而舆论监督因其自身的特点和作用方式而成为对现代政府实行监督使其规范行政的一种必然的监督方式。     

理性之美,女性之美--诠释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性生存论思想

波伏瓦以哲学理性反思和批判女性的生存状态,探求女性解放的道路。她认为,不存在“永恒的女性气质”,女性的“内在性”是历史的产物,也能够历史性地加以克服。实现经济独立、摆脱爱情依附是女性克服内在性的重要条件,实现自由是女性解放的目标。解放了的女性应当在平等中求差别,与男性建立情同手足的兄弟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由与必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实践的高度论述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人的自觉活动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活动着的主体实际上受到诸多客观必然性的制约,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觉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能动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完善新闻法制的意义

新闻媒体面临法律问题,需要将新闻媒体自律和现行法律的约束结合起来,以填补新闻立法方面的空白。同时,也要加大完善新闻法制的力度,从而保障新闻媒体在激烈竞争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     

人格尊严的漫长斗争之旅：对思想自由权沿革的考察

思想的自由关涉人格尊严的确立,由于统治阶级集权思想的强制,思想自由权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巨的斗争过程。这一过程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思想自由权的沿革目前并未正确划分和理论性的完全阐释,这对思想自由权的研究,甚至宪政的研究都是不利的。为此,通过考察,本文明确指出:思想自由产生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发展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自由权确立在17-19世纪;被广泛重视在二战以后至今。     

也谈民主与科学

民主和科学的亲密关系曾经被许多先贤研究过。科学和民主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民主也就不会有现代科学;而没有科学,处于蒙昧时期的民族更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影响实证研究

对7所高校1 300多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一定影响,学生政治社会化状况随其上网频率不同而不同。主要体现在:政治知识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对时事知识的掌握程度较好;政治价值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在国家民族意识方面与其他频率上网者无差别,但其对政府和现行政策认同程度明显偏低;政治参与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相对其他频率上网者而言参与态度较消极,对表达意见的途径了解较少,在政治效能认识上比较悲观,权利和义务意识比较薄弱。因此,需要加强网络监管和网络建设,克服网络对青年的消极影响,完善网络媒体政治社会化功能。     

评《产权、货币自由兑换与经济发展》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及商学院江春教授的又一部新作《产权、货币自由兑换与经济发展》由武汉大学于2003年作为国家重点图书出版。本书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中的一部专著，也是江春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制度基础研究”(项目批准号：70273030)的一项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来看，本书在货币自由兑换及经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交媒体中企业分享奖励营销模式研究

社交媒体中用户之间的分享行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分享奖励模式开展社会化营销,以挖掘新用户。本文构建“嵌套”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的最优分享奖励机制设计,并对比分析了分享奖励营销模式与传统大众广告营销模式。主要研究发现,企业的最优奖励策略包括单独奖励新用户、单独奖励分享者以及同时奖励分享者和新用户三种。不同策略的选择受到价格以及用户之间社交关系的影响。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弱时,由打折奖励引起用户购买概率增加的“折扣作用”强于由分享奖励金引起的“推荐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新用户策略;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强时,“推荐作用”强于“折扣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分享者策略。同时,企业选择大众广告营销模式或者分享奖励模式受到市场渗透率和用户之间社交关系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