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教的自拘——山家山外之争与宋代制度佛学

面对宋代制度社会的挑战,宗派佛学的判教体系难以维持,天台圆教的自明性面临危机.为拯救圆教危机,宋代天台宗将限于佛教判教的"开权显实"原则施用于己身,自拘圆教形式为制度之法以参与到世俗社会中,通过对俗世的开显而实现圆教的"即权而实".在此过程中,台宗内部产生了对行忏苦行之法与持戒治心之学的不同选择,由此引发了对圆教之义的争论.台宗的圆教之争反映了宋初佛教对存在合法性的诉求,也展示了宗义再生产与制度社会间的博弈关系.     

我国死刑存废问题浅析

在当今废除死刑制度已成为国际趋势，中国刑法中仍规定五十多个罪名适用死刑，死刑制度有很大的弊端，例如死刑会激发犯罪、死刑制度可能是某些冤假错案无法挽回、死刑制度过于残酷等。中国应该逐渐从事实上废除死刑，使每个中国人能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汉语书写的现代性焦虑与新奇美学之生成——以“机关枪篆文”与“英文书法”为中心

在20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中,围绕着汉语及其书写形态进行了争辩和改革。科学主义者以鲜明的激进立场对汉语形态和书写形式进行改造,却陷入了因古典形态在知识范式中的稳定性自足所带来的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形式焦虑:一方面要维持其自身知识系统的古典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现代性的知识改造。在吴稚晖、黎锦熙等人的国语罗马字实践中,逐渐生成了一种新奇的书写美学共同体:既有向古典书写形态妥协的"摩托篆文",又有依托于表音系统的"英文书法"。二者呈现出不同的新奇:前者的书写以复活英文罗马注音作为汉语书写的主体,乃"以新入古"之新;后者是以旧的金石形态来承载新的概念,乃"以古化古"之新,二者有形态上的差异,也有思想来源上的近似,即以激进科学主义立场来妥协新与旧的纠葛。     

论方东树及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的唐宋诗观

桐城派既是一个散文流派,也是一个诗歌流派。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继承了先贤姚鼐的论诗宗旨,在唐宋诗之争中采取无分唐宋的诗学策略,评诗不轩唐轾宋,方东树的诗论是其典型代表。他们论诗强调创变,反对摹拟,务去陈言,化古生新,因而对善于创新的宋诗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极为推崇,于拟唐的明七子、"诗文浅陋"的性灵派及好用僻字、僻典的浙派持批评态度。在性情与学问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相容,化学为才,体现出他们唐宋兼融的旨意。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偏重唐诗美学趣味的倾向。     

死刑废存问题浅论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方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的种类繁多,但从未有人怀疑过其合理性.自18世纪贝卡里亚提出废除死刑以来,死刑的废存之争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死刑的合理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不难看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合理限制死刑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     

由“两E之争”谈高校人才培养

本文以“两E”人才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为视角,探讨基础理论型人才与应用开发型人才的相互关系,从而阐明当前我国高校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加强应用开发研究;既要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又要重视学科专业的技能训练,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的道路等问题.     

国企:生存之难改制之难

国企改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块硬骨头.在实践上,还没有探讨出普遍有效的途径,在理论上更是混乱,尤其在"郎顾之争"以后.今天,我们要探讨,国企为什么要改制,又为什么难改?也许能为进一步的国企改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形成于19世纪中期由西方传教士发起的"术语之争"阶段。围绕God的汉译译名之争,理雅各通过援引宋元理学家的易学诠释理念,一方面努力发掘《易经》中"太极"等同于最高人格化存在"帝/上帝"的神学意蕴,为自己的"帝"译论张目立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发掘理学家"物化""太极"的一面,以期推翻论辩对手的"神"译论主张。理雅各的易学研究由此在客观层面上兼备了彰显理学内部体系矛盾和加强中西思想沟通的双重效应。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汉熹平石经历代变迁考

汉石经又称熹平石经,刊成后曾被董卓之乱及永嘉之乱战火殃及,冯熙、常伯夫任职洛州期间又将其毁弃分用,此后曾被委于榛莽;复经由洛阳迁至邺,又由邺迁回洛阳,再由洛阳移至长安三次搬动。黄初补其缺坏,北魏崔光曾修复之议,北齐时又被施列学馆,然至唐魏征收集时,石经已十不存一。唐宋时期曾有少量残石出土,民国时期数百方残石出土后散于公私之手,而建国后发掘和征集的残石近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