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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西琳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5):3-13
上个世纪末,笔者曾有幸结识我国学界泰斗、享誉世界的比较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先生对我提出的若干学术问题不吝赐教,先后谈到的问题有:中国人的普希金情结为什么那么浓?如何评价《沙恭达罗》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说哥廷根就是德国的佛罗伦萨?德国为欧洲及世界近代文化贡献了什么?在文艺复兴基础上形成的西方文化为何应被看做是进步文化?“传道、授业、解惑”与“培养学生独立地获取、运用、创造知识的能力”为什么是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如何读书和做学问?在季先生看似零碎又不经意的谈吐中,始终贯穿着“东西方文化比较”这条主线。季先生作为一位曾长期接触西方文化但又毕生从事东方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其文化之厚重、思想之深邃、视界之高远、胸襟之博大,尽在其漫不经心、娓娓道来的言谈之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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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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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围绕季先生,有三个话题在学术界曾经讨论得很热烈.一是季先生请辞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三个头衔;二是季先生有两句名言,叫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三是与此有关的关于什么是国学、如何弘扬国学的讨论.从人类历史长过程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能是规律,国学可以分为狭义、中叉、广义,季先生对大国学有着特殊贡献,大师是一个无甚意义的虚衔,中国许多"大师"却是重大建树为零的"零大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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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关于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及其汇流地区所在问题的论断对敦煌文化研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季老的论断对于回答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据以认定:敦煌文化并不是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所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专属于中原传统文化的,是专属于古代中国文化圈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敦煌文化所在地敦煌地区虽然也有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的明显表现,但这里的文化内部构成并不同于作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中心的西域,而是中原传统文化及其体系始终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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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余英时氏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和于建嵘氏谈县政改革乃解决社会危机的“以空间换时间”两篇文章,尽管二者谈论的是不同问题,前者谈学术,后者谈政治,但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如所周知,一个多世纪以来有着无数的纠缠和纠结。对此,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展开,诸如“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等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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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才良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4):26-30,36
池田大作和季羡林都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重视东西方文化交流;认为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是分析的;分别主张用“天人合一”和“依正不二”的智慧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歧在于文化体系的分类以及在21世纪东方文化是否将取代西方文化的问题,其原因是思想基础、所属国家、文化背景等的差异。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