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源管理与管理信息系统的关系辨析

信息资源管理自诞生之初,与管理信息系统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论中存在着模糊认识。从二者的基本概念、学科性质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分析了这两个学科的共性与特性,指出管理信息系统与微观层面的信息资源管理有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     

司法的隐喻

司法过程在不同的场域中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在学术场域中,司法过程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追求法律真理的手段;在权力场域中,司法过程事实上是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话语斗争,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法官根据特定权力场域的权力关系所利用的一种策略。两种相互冲突的逻辑必须在司法过程中达到完好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为司法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提供合法性。     

《公司法》框架下股权让与担保的解释论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逐渐确认了股权让与担保的效力,法学界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但大多不是立足于公司法的组织法属性而展开,《公司法》框架下的法律适用方案明显不足。因此,充分认知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功能与股权转让功能,可对股权让与担保中未被司法解释涵盖的交易形式提供《公司法》框架下的解释论。股权让与担保往往具有结构性融资交易行为属性,因而和一般让与担保具有根本区别。在我国,不能将《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确定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后果的唯一依据,而应立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实际交易结构,区分不同情况,在《公司法》框架下对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资格作具体认定。此外,反思《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规定的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的裁判规则,可在《公司法》的组织法框架下,合理确定外部关系的处理规则。     

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透视消费模式的转变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消费行为、消费方式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破坏的关系。但是人类现有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资源的无偿掠夺的基础上的,结果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和自然景观遭受破坏。要消除目前的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转变消费观念,建立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

文章论述并分析了老挝民族识别与划分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对中老两国不同的民族识别和划分标准进行对比 ,认为中老跨国民族或族群若按中国的划分标准为 11个 ,若按老挝的标准为 16个。根据作者的识别和划分 ,文章进一步论述了中老跨国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族群关系。最后 ,作者还就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论述     

从核心关系词的分布看阿尔泰诸语言的词汇关系

本文通过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诸语言核心词中关系词分布的分析和统计, 考察了三个语族词汇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三个语族语言的词汇之间主要表现为突厥一蒙古 一满通古斯这样依次推移的相关关系。这种推移性关系可能由于三个语族在历史的、区域的 接触与相互影响所引起的。     

寻访诗人最初的心灵──《真我集》的审美价值与闻一多诗歌研究起点问题讨论

《真我集》因其对五四时代思潮的呼应而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并且艺术上一 开始就脱离了旧诗词的气味。闻一多自觉的文学史意识与新诗美学理想的逐步形成是《真 我集》不出版的重要原因。对“真”的追求与对丑恶的发现,以及理性节制情感的风格穿 越《真我集》开始的闻一多整个新诗创作过程,同时,《真我集》与此后创作中的区别也非 常明显。诸多因素使《真我集》构成闻一多诗歌创作一个独立时期即探索期。由此,闻一 多新诗创作呈现出《真我集》期—《红烛》期—《死水》期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真 我集》成为闻一多新诗创作的起点,从而也就成为研究的起点。     

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姿态与现实关怀──90年代学术随笔的文化透视

学术随笔在 ９０年代的悄然兴起并迅速走红,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这 一文化景观的呈现与９０年代中国学者的生存境遇、文化立场和文化心态有关。学术随笔的 边缘性特征和创作主体边缘化的写作姿态、话语方式,实际上是当代学者自我边缘化存在 策略的本文呈现。学术随笔热的产生和兴盛,还与读者对文化消费产品的选择、印刷出版 业的技术革命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学术随笔具有重理趣、轻抒情,厚思辩、薄叙写的文体特征。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独立 精神,强烈的良知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建立在深广历史文化背景上的“反思”意识和理 性精神等等,是学术随笔的主题特征。     

现代企业营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 ,企业的营销观念、营销手段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客观上要求营销理论也有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本文拟对近来营销理论的发展原因做出分析 ,并给人们以启示     

经济、行政立法实践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审视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正义的实现。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目标 ,也是经济法、行政法价值观的基本定位。但由于人们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与界定各异 ,因而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也辶回 然不同 :是统一、是对立抑或是对立统一 ,就成为理论与实践中争论不休的难题。本文在借鉴学界同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再度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界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以及如何认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问题 ,并就在经济、行政立法中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