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关于王富仁《文化与文艺》的断想

学术品格是关系到学术研究能否不断拓展和深化 ,使之永远充满生命活力的关键 ,确立并强化现代化与个性化的学术品格 ,在“学术平庸化”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趋势的今天 ,显得更为重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学术品格形成的回顾中 ,以王富仁的学术个性的分析为重点 ,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现代学者应当具备的严肃、深刻而富于生命力的学术品格     

与其说是学术荣誉，不如说是学术责任——应正确对待学术论文署名问题

《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6日发表了该报记者李健的新闻调查——《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明文规定博士生发论文,导师必须是第一作者》。据报道: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明文规定,研究生发表论文时的署名排序——硕士生发表论文时,导师原则上是署名第一作者;博士生发表论文时,导师必须是署名第一作者。这种用学位委员会的名义,强行规定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论文发表时必须导师署名第一作者的情况,似乎以前还不曾有过。本来,对导师与研究生联名发表文章的情况,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区别对待。如果某课题的研究,确实是导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的(比如,导师提…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何面对社会科学高度政治化问题的思考

高度政治化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困扰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科学高度政治化同自身特点和现实需要有关,同时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体制原因。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实现学术与政治的相对分离,既需要政治民主作为外在的制度保障,又需要学术界自身的严格自律,借鉴西方的有关经验有利于我们重新梳理两者的关系,实现学术与政治的健康互动。     

理念与制度：大学学术权力的法律规制

学术权力是大学对学术事务和活动的管理与统治权力，在国内外大学教育结构性震撼与深刻变革的宏观背景下，通过对学术权力理性省思与法律规制，彰显与弘扬大学学术自主的理念，重塑政府行政权对大学干预的合理界限与方式，建立起符合权力运行规律，结构更科学，分解更合理，制约更严密，关系更协调，运行更有序的学术权力体系，对于深化我国大学管理改革，提高管理效能，更好地完成大学所承担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对卜宪群被指责抄袭一事处理结果的意见

2004年6月中旬,史学批评网、天涯网、往复论坛、学术批评网、新语丝等网站先后刊发或转载了署名史言所撰写的《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抄袭问题举隅》一文,指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先生有抄袭之嫌,学界为之哗然。文章在网上网下引发了激烈讨论。7月初,文中指出的被抄袭的论著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发表声明,做出了回应。“不得抄袭”,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时所应秉持的底线。抄袭,是对学者最为严厉的指控,会直接影响其学术生命。因此,对这样的指控,学术界不能等闲视之,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     

大学与教授

1998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13位,2002年却降至第25位。另据《亚洲周刊》2000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41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15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5所分院分别进入前十强。说明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     

促进心理科学发展 加速和谐社会进程——当代中国心理学与西部大开发第四届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

由中国心理学会主办，宁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宁夏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心理学会承办的“中国当代心理学与西部大开发第四届学术研讨会暨宁夏心理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于2005年5月21日在美丽的“塞上江南”——银川顺利召开 ，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学校培养的是人格健全的人才”

“我们学校的学术水平在英国不是第一。这一点。我很高兴。这表明他们不是一心钻研学术而不顾自己其他方面的发展。我们需要的是人格健全的人才。其次才是他们的学术能力。”这是在北京召开的中英校长论坛会上，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所说的一番话。为自己学校的学术水平不是全国第一而高兴，出自英国最著名学校一伊顿公学校长之口。该学校追求的目标，并非是学术至上，而是人格至上。英国伊顿公学校培养的是成千上万个“人格健全的人才”也就是说“先做人再做文”。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王辉斌在杜甫研究史上，宋代“千家注杜”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中被称为“少陵功臣”的赵次公的《社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巨著。宋代刘克庄称该书的学术成就可与《左传》杜预注、《汉书》颜师古注、昭明...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