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自由的历史暗河--墨家侠义精神的遐想

墨家开创了古代的刺客传统、侠士精神,引发了无数文人的千古侠客梦。侠的精神经文人提纯,愈加艺术化。侠文化在中国完成了从动作野性升华至生生不息的生存哲学的全套过程,而这条线索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大多数研究只看到文化中沉静的一面,却未注意到内在精神的暇游。游侠精神,是自由精神沉潜的历史暗河。     

南唐国道术与唐宋之交的道教衍变

南唐道教在内容上主张内道外丹,这是道教外丹术向内丹术发展过渡的重要理论;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浓重的巫觋色彩,则前承李唐,后接赵宋,可以看作是后来宋朝极端迷信的前奏。     

历史的合流与合流的历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省思

党的二十大将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一体谋划、一体部署,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历史进程走向了“合流”之势。走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事关党的事业、民族事业、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深入把握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与战略布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     

新兴文化产业集群与科技创新合流发展趋势研究

21世纪初,新兴知识产业与精神产品、文化产业合流发展,文化产业在知识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主导地位。以科学技术推动文化产业创新是当前迫切的任务,应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文化产品的原创力,开发新的信息文化产品,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命力;大力发展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技术,传播和保存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促进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创造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景观。     

冯友兰的三教关系论

三教关系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冯友兰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运用现代哲学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儒释道三教各自的发展历程,指出宋明道学的形成是三教融合的结果,即三教合流,从而实现了对儒释道三教关系发展历程及特征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奠定了后世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

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明代以后则成社会主流思想。本文立足于三教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归纳了三教合流三种不同的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和三教同源。儒释道三教,体上会通,用上合流,同归于善,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宝贵经验。     

中国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

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华文明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时至今日,这些观点仍然影响着我们。     

《鼎湖山志》与明清之际岭南禅宗

鼎湖山庆云寺创立于明万历年间德清中兴曹溪道场之后,是明清之后岭南的一支重要法系。清初成鹫编纂的《鼎湖山志》详细地记载了庆云寺创建和演化过程,从中也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岭南禅宗发展的鲜明特点和轨迹：明朝遗民逃禅成风,致使佛门内儒风盛行,儒释加速融合;由宗派分张而走向禅净兼修,师承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门派之别淡化;禅净合流亦使禅宗失去了原有的奋迅直截、激扬踔厉的精神,法场衰败,高僧和俗僧各行其道,致使岭南佛门重新走上严明戒律之路。     

皇权威仪与神政合流:古代济渎祠祀制度变迁考论

历史时期的济渎祭祀较早地被纳入国家祭祀的礼制系统,成为大一统皇权威仪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济渎祭祀制度在历史演进中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隋代之前在选择济渎祭祀地点上表现出近源性趋向和利用济渎源通北海的说法解释二者合祀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是北方恶劣复杂的自然人文环境与中原王朝神政合流的政治意图导致了济渎合祀现象的形成。济渎名号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朝权力的集中化,济渎祭祀的神祠化与民间化现象在基层社会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国家奉祀制度和民间信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分流抑或合流：嘉靖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

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并未实现合流,虽然此时徐州以上的上流河段单股河河型初步形成,但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却呈现出散乱的分流态势。嘉靖初年,明廷在河道治理问题上进行过广泛讨论,但此时的黄运问题不同以往,黄河被人为地导向徐州,并在堤防的作用下实现了局部合流。在政治、环境、思想等层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嘉靖朝,诸多黄河本身以外的因素也给河道治理带来了极大掣肘。至嘉靖朝末,明廷在治河思想上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分流思想被新的合流思想所取代,并为之后隆万时期更加全面系统的河道治理工程开启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