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回旋空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和作用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国际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大,党中央提出了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和形成新发展格局中需要更加综合的视角考虑中国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及人口空间分布等因素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和独特优势。中国拥有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巨大市场效应,有利于促进和带来社会分工精细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而充足的有效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人才储备;巨大的人口规模也为技术创新和进步提供人力资本支撑以及市场需求条件;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广袤的空间回旋优势、利用区域间发展差异特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梯次转移,保持产业体系的完整和协调发展,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禀赋的配置。因此,即便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只要充分发挥人口规模巨大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等环节的联通枢纽作用,必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而保障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经营行为及其经济效益的比较研究——以长江流域稻农调查数据为例

本文以长江中下游地区4省24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经营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在劳动力配置、水稻种植模式选择和水稻生产技术采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进一步对不同土地规模农户水稻生产的经济效益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小规模农户的水稻单产高于大规模农户,但大规模农户的水稻生产的亩均经济效益要高于小规模农户.     

湖北城镇体系发育障碍及优化对策

城镇体系是区域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组合状态的数量和空间体现。城镇体系发育程度直接决定了城镇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湖北城镇体系结构首位分布明显、空间布局不均衡的特征制约了全省城镇化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且这种分布结构的改善趋势并不明显。通过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县域不同层次的完善可实现规模体系由目前首位分布向层级体系转变,通过"一圈两带两轴"的架构布局可实现空间结构由单核心组织向多极化网络化转变。     

房地产信托产品迎来到期高峰

从我们观察的数据来看,房地产信托相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从2008年的市场低点看,全年销售为2．5万亿,2012年到期的1172亿资金占总体规模的4．5％左右。如果大量信托产品融资方发生现金流风险并通过资产低价处置方式回流现金,将对整个行业造成一定的威胁。     

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简介

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外语系始建于1970年,现设有英语系、日语系及承担全校公共英语教学的大学外语教学研究部。多年来,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学院不断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多层次、多形式办学的途径,有力地促进了自身发展,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691人,教职员工101人。     

美、日、德高等教育应对适龄青年减少的经验与启示

生源减少是高等教育"量变"的重要内容,必然会引发高等教育的"质变"。美、德、日三国为应对适龄青年减少,采取了提高适龄青年入学率,拓展非传统生源,引发了高等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结构等一系列的"质变"。我国为成功应对适龄青年迅速减少对高等教育的冲击,需破除对高职教育生源的政策制约,同时着力调整成人高等教育服务面向,努力推动高等教育朝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并促进高校分类发展、办出特色,形成更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     

浅议高校多校区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多校区管理中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通过经济学中资源有效配置理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对我国高校多校区管理中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配置的对策。     

进入壁垒的七种基本定义及其意蕴比较

进入壁垒是研究市场定义和市场势力的核心概念。自从贝恩提出这一概念以来,进入壁垒主要有七种基本定义,其定义有不同的缺点及其效率含义。经济学家围绕进入壁垒的含义进行了大量深入分析,但是对进入壁垒的基本含义、判定标准和主要形式等方面还存在实质性的分歧。     

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经济开放被认为是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关于经济开放与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存在“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从数学函数和几何图形两个角度分析经济开放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开放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存在先抑后扬的特征,即经济开放程度比较低的阶段支持“效率假说”,经济开放程度比较高的阶段支持“补偿假说”.     

中国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

本文在深入研究和把握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使用政府规模福利绩效模型,对中国1980—2006年间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福利之间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198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以HDI表征的福利提高具有重要的贡献,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主要手段。其次,政府提供持续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是福利提高的根本保证。第三,从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看,我国以相对较小的政府规模取得了较快的福利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