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与韩非的“无定理”之比较——古代中西哲学中二分对立观的同和异

阿那克西曼德的“本原”和韩非子理解的《老子》的“常道”是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两个非常接近的概念。前者是“阿派朗/无限定”,后者为“无定理”。二者有着重要的相同点,也有着关键的不同之处。在形而上方面,它们都以否定的形式界定“绝对现实”,都将万物中“对立”现象追溯到绝对现实(对立观念是人类认识世间万物的基础)。二者都将世界的起源归于绝对现实启动的“分离”,而都未阐明分离的机制。它们的性质都是非人格和永恒的,显示两个文明开启了理性的思维。所异方面,阿派朗是由经验界的限定上升到抽象的无限,而无定理是从抽象领域下降到可感世界。这一概念运动的不同体现了两位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不同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希腊人长期探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最终发展出以“两分法”为核心的逻辑学,中国则没有出现。阿派朗体现的是“在场形而上学”,无定理体现的是“超越在场的形而上学”。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及其现实意义

在科斯的许多重要思想中,引用最多却又最易产生歧义甚至误解的当数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源自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但科斯本人并没有直接加以表述,科斯定理实际上是一些研究者对科斯有关社会成本问题的核心论述作出的概括,因而往往见仁见智,出现了多个版本,在研究中难以把握。本文试图对科斯的这一重要思想进行梳理,澄清对科斯定理的认识和理解。     

从法经济学到法伦理学——“科斯定理”到“波斯纳定理”的伦理演变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以交易成本学说为基础建构了法经济学体系。波斯纳不满足于将交易成本仅仅应用于法经济学领域。通过交易成本这块跳板,波斯纳将法经济学的核心转到了效率身上。他试图把交易成本学说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拓宽效率标准的应用范围。由此,波斯纳提出了效率最大化的权利配置原则,主张法律制度应重视对初始权利配置的更改,将法经济学开拓到法伦理学。然而,这与人们人权正义的道德共识相违背。为了回答人们的质疑,波斯纳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系统的道德理由,形成了波斯纳的法伦理学体系。从科斯到波斯纳,展现了从法经济学到法伦理学的发展轨迹。毋论波斯纳伦理奠基成功与否,其对于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学科融合的裨益是不容置疑的。     

城市上班族中的一类人

自从英国人达尔文天才般地发现了“适者生存”的科学定理之后,100多年后,有中国人无名氏鬼才般地发现了“是者生存”的幽默定理。达尔文先生的“适者生存”讲的是自然界物竞天择的原理,中国这位幽默鬼才发现的是办公室兵法第一章——“是者生存”。这个兵法还有一个版本:“定律     

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用研究

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企业污染的市场手段比政府行政管制手段具有更大的优势,它将市场机制充分地运用于环境资源的配置,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通过排污权的交易,实现低成本治理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已经具有了实施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条件,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设计了包括立法、信息公示、监控系统、总量控制、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和市场交易等六部分构成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提出了我国实现排污权交易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试析墨菲法则——基于概率和认知的视角

现实生活中墨菲法则的频繁应验给人们带来困惑,墨菲悖论是其困惑的来源。本文从概率论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墨菲法则进行讨论,运用贝叶斯和多锚反锚法来消除墨菲法则中的困惑。     

一个一般的Gale定理及其应用

考虑局部凸拓扑向量空间中包含多值映射的不等式系统，在所谓广义近次类凸条件下建立了一个Gale型择一定理，并给出了该定理在向量最优化问题中的应用．本文结果涵盖并推广了许多已知的择一定理．     

关于Vieta定理的推广

本文是在整函数上推广多项式的根与系数的关系。即Vieta定理。关于低阶整函，本文得到了较完美的结果定理1；关于一般有限价的情况，本文通过定理2建立了根与系数的关系，它又是定理1的推广；定理3．4、5则是从讨论定理2所得到的几个积分性质。     

关于非自伴算子D~4+X~α+iX~β的极限点性质

本文解决了一般的非自伴问题：如果L＝（-1）kDkPkDk是极限点的,M是一个阶数不超过2n的微分算子,L＋iM如何能保持极限点的性质。     

会计盈余信息选拔的不可能定理及其理论深化

在美国等较为成熟的股票市场中,会计盈余信息的主要功能是定价,但是在政府管制较为严格的中国股票市场中,会计盈余信息的首要功能是"选拔".文章对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构建了数学模型,提出了"会计盈余信息选拔的不可能定理":若以下两个条件存在--(1)监管部门设定选拔标准有一个上限,或(2)上市公司通过合法或非法方式虚报盈余的"虚报成本系数"较小,那么单纯依靠会计盈余信息将无法选拔出理想的目标公司.由此得到的可能的理论深化是:度量标准应当与契约形式相配合,如果制度环境本身限制了会计盈余信息作为度量标准的使用,那么改善的要点不应该集中于会计盈余信息本身,而应该在于调整博弈制度的安排.同时也为中国新会计准则执行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