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能犯的判断方法

中外刑法理论关于不能犯的界定众说纷纭,主要是主观论与客观论的基本对立。我国通说在不能犯危险性的判断上采取的是抽象危险说,进而肯定了不能犯的犯罪性。其实,认定不能犯的关键在于认定行为是否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因此该文以"质量并重、存在与否、身份有无、时空真假"等标准对不能犯进行具体分类,从手段、对象、主体、时空四个方面更明确地判断相关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法益保护前置化

"两高"颁行的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为全面治理网络诽谤犯罪提供了可行标准。《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判定标准作出扩张,其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标准实现了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在适用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规定时,司法人员应对"危险向现实损害转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运用民事、行政与刑事机制来治理网络诽谤行为。     

基于生态贫困视角下的生态益贫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西部六省2003—201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全面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从生态贫困视角分析农民经济贫困的生态影响因素,以西部六省的面板数据为例,从气候贫困、水贫困、地质贫困和生物贫困等四个维度,构建生态贫困的指标变量,建立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因变量的半对数模型,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农作物受灾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森林覆盖率和湿地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影响,而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用水量、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耕地面积、自然保护区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据此,可以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法益视野下低保权利和低保权力的衡平发展——以浙江省农村低保制度为例

近年来,农村低保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村民的怨愤情绪也同比上升,其根源在于低保制度推进过程中的单一行政命令模式和对低保权利的保障不足.因此,要促使农村低保制度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保障和加强民众低保权利,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形成对低保权力的有效制约;促使低保立法由传统的命令管制法向现代利益衡平法转型,明晰管理机构的低保权力,求得低保权利和低保权力的衡平发展,以提高民众的满意度,促进农村低保制度健康发展.     

关于我国居住权立法的理性思考

我国现有的物权制度的体系框架具备用益物权的适应机制,这使居住权在我国立法中具有可行性。应对我国居住权的概念、法律特征,居住权的取得方式,居住权的消灭,居住权的效力予以设计。     

论德国禁毒法的基础理念

德国禁毒法以特别刑法和行政立法为主,特别是于1982年实施的《麻醉品法》体现了德国禁毒法的基础理念。德国禁毒法建立在“毒品是危险的”这样一个预设前提之上,并希望通过刑事惩罚限制毒品使用的自由,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毒品对于社会的危害。但是,德国现行禁毒法的价值取向和具体立法与德国宪法精神存在紧张关系,同时也与刑法的罪责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存在冲突。而要协调这种冲突,有必要调整禁毒法的基础理念和刑法原则。     

准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区别及其立法模式选择

准物权与用益物权存在较大的区别。准物权由行政许可而取得,其客体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准物权上负有较多的公法上的义务,一般不能自由转让,准物权的行使一般不以对物的占有为必要;而用益物权由所有权权能分离所得,其客体为确定的不动产,同时用益物权上无太多的公法上的义务,可依法自由转让,用益物权的行使以对物的占有为必要。准物权的物权效力不同与用益物权的物权效力。准物权在民法典中如何规定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分别为原则规定说、不予规定说和具体规定说。文章认为与其将准物权的内容拆散,不如将其在各自的特别法中统一规定,而只在民法典上作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同意原则规定说。     

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依据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刑法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做了一些分析,明确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主观方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了其立法的不足之处;最后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维护民工法定劳动权益初探

民工是在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下生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这一群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日益壮大。民工在为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城市正常运转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却一直处在城市的边缘地位 ,整体性地沦为弱势群体。尤其是其法定劳动权益的实现程度 ,已危及基本的生存权 ,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关注民工弱势群体 ,关心民工的心态和情绪 ,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而民工法定劳动权益的维护 ,是解决这一课题的重要内容。     

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的刑法调控

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些食品添加剂事件凸显我国食品安全风险及监管存在的问题。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刑法理论是值得提倡的。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调控功能,加强公共安全法益的保护,优化食品添加剂安全法益结构。笔者认为,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调控的刑法功能表现在风险识别、风险预防、风险控制、风险分担、风险转移,即安全法益分级、法益前置保护、严密刑事法网、风险义务分配、刑事推定适用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