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市吉居藏语所属问题

本文针对分布在四川甘孜州康定市吉居乡的藏族语言进行分析。吉居话的语言所属在以往研究里没有共识,有属于扎巴语的意见和属于康巴藏语的意见。通过与藏文的对比,可见该语言为一个属于康巴藏语崩波岗方言群的土话,并非木雅语或扎巴语。基于与吉居话周边土话的比较,我们提出吉居话属于崩波岗方言群雅砻江组的假设性结论。本文的分析方法亦能作为识别康巴藏语中方言所属的参考。     

浅析交城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异

本文从词形和词汇意义两个方面的差别简要分析了交城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异。认为交城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无论是在词形上,还是语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才表现出交城方言独特的词汇特点。     

溪母字与见母字读音混同现象考析——以敦煌汉藏对音资料为例

敦煌文献中有一类特殊的古藏文卷子,用藏文为汉字注音译音,即汉藏对音材料.这类资料中一般藏文[ka]对应见母字,[kha]对应溪母字,其中异常的是部分溪母字与见母字的对音相同.学界多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其实并非如此简单.通过对比回鹘文、日文译音、汉字注音中类似的现象,分析其移民、方言特点,可以推断这应是当时当地汉语方言中部分溪母字与见母字读音混同的一种特殊现象,体现了古代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也谈历史行政地理分析法在方言分区中的应用——以苏沪嘉地区为例

利用《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材料,对苏沪嘉地区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行政地理分析法,对苏沪嘉方言的分区方案进行讨论,指出维持原来划分的苏沪嘉小片是最佳方案.     

站话对黑龙江方言及其格局形成的作用

黑龙江方言是在民族融合和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融入了不同时期、多来源、多层次的汉语方言特征,同时受到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经过长时间的整合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站话是黑龙江地区早期的汉语方言。本文主要从站话对黑龙江方言的形成在时间、地域上的影响条件,移民的历史以及语言内部因素的对比考察等方面,论证了站话是黑龙江方言的基础方言之一,对黑龙江方言及其东西两区的格局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湖北潜江方言中的“X倒个N”和“X起个N”

“倒”和“起”作为汉语方言持续标记体的用法,在湖北、湖南、四川、江西以及江苏广东等省的下属方言片区都有体现,不少人也作了丰富的研究,本文将着手潜江方言中这两个词作为标记体的一个小类即“X倒/起个N”作更加细致的研究说明,主要从X的词性的不同来阐释相同结构中的语义差别,以及对“X倒个N”“X起个N”的异同之处作说明。     

关于宕江摄入声韵历史演变的再思考——兼论官话方言读为撮口韵的原因

宕江摄入声韵历史上很早就丢失了塞音韵尾,其在现代方言中的主要元音基本上是以后圆唇元音为主,可见《切韵》的宕江摄主要元音应该也是一个后圆唇元音.一些方言中宕江摄入声往往有文白异读两种形式,这是入声韵尾消失后韵尾u向不同方向演变的结果.官话方言中,宕江摄入声字多读为撮口韵,主要元音是前的不圆唇元音,这个和南方方言有别的特点是官话方言在清代产生的一个语音层次,它和元明时代读为[io]韵的层次有直接的关系.     

关中方言“瓢虫”名称释疑

关中方言不同地点“瓢虫”名称有差异,“放羊娃”名称中“放”与“羊娃”的关系较松散,从词源上看“放”本作“胖”讲,“胖”读[fαη]可能是历史上关中方言江韵唇音字读唇齿化声母在词汇中的保留.“胖羊娃”写做“放羊娃”应是语音发展后受到俗词源影响的结果.“燕娃虫”实为“艳娃虫”,“妈妈羊”可能系“娃娃羊”音变而来.     

论《畿辅方言》对《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的作用

清人王树柑《畿辅方言》是清末民初一部记载河北方言的辞书,也是一部研究河北古代方言的专书,在方言学史和汉语词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价值。《畿辅方言》以词汇研究为视角,对《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的作用体现在增补词目、补充义项、提前书证、补充书证等四个方面。     

王树枏《畿辅方言》与燕赵文化

《畿辅方言》包含多种文化元素,其中关于燕赵历史文化习俗方面的资料尤其珍贵。考察《畿辅方言》,可以发现其方言词不仅再现了清末民初燕赵服饰文化习俗和饮食文化习俗,而且还保留了清末民初燕赵的居住文化习俗和交通文化习俗。挖掘和传承《畿辅方言》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文化习俗与民族传统,可以更好地弘扬历史悠久的燕赵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