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知识保护地源披示模式展析及我国的应对

传统知识的利用呼唤知识产权的保护,催生了传统知识的地源披示.传统知识地源披示有自愿披示、强制披示、许可证披示三种模式,根据对各模式的学理比较分析论衡,应选择许可证披示和强制披示二者结合的运作机制.针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发展,我国也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土地违法形势依然严峻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用数字来阐释土地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非法占地的案件占所有案件宗数的80％，非法批地的案件占20％。从涉及违法的用地面积来看，非法批地的案件占用涉及土地面积的80％，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公民个人或者企业违法占地的面积是20％。     

关于实施“在地统计”的一点思考

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永恒的主题,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情况和问题,我们要从组织策略、监管措施、方法制度等多方面,多管齐下,达到确保数据质量的目的。在组织策略上,要积极改进层层考核和干部管理中以数据论政绩的模式,保证统计工作不受任何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同时,要加快统计现代化建设步伐,减少中间环节;在监管措施上,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睡虎地秦简文字异构关系探析

异构是汉字中一种很重要的文字现象.在睡虎地秦简中,大部分的字形结构都比较稳定,具有异构关系的单字数量不多,这表明文字的使用在战国末期秦系文字中已趋于成熟和规整;部分汉字兼具古文字的特点,存在构件的相对位置不稳定、构件的通用和混同等现象,这显示该文字处于古今文字过渡时期.     

大沙澳

大沙澳在南麂本岛的南部，面对东海，三面环山。澳里有大面积的沙丘地，海沙又细又干净，漫步在沙滩上，一直走到潮水边缘，脚步不会下陷。大沙澳口宽461米，海水碧蓝澄澈，由浅到深，沙滩一直延伸到海，这又是海水浴的理想场所。沙滩长800米，宽600米，是贝壳沙。海面不远处是虎屿岛，好像一只老虎伏在海上，成为大沙澳的标志性风景。     

关于共产党对待中国宗教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问题

本文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宗教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宗教问题。对中国宗教文化遗产,应分解其精华与糟粕,批判地继承。共产党员应正确对待宗教信仰,坚决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七月流火”与北豳物候俗解

"七月流火"是《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名句,历来解释"火"为心宿之大火星,"流"为向西偏下。其意是言七月大火星向西偏下预示七月天已寒凉,是古代天文现象的真实记录。但据《七月》产地北豳的物候特征及《诗经》对"火"字的运用体例考量,以直觉通俗的眼光释"七月流火"为七月天热得像下火像着火,非但与豳地气候相应而未尝不可,或许与古诗的原貌更为切贴。     

农村安置留地价格研究

新一轮农村征地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实行征地区片综合价。征地区片综合价格是农村征地的完全货币补偿价格。实施区片综合价,意味着必须对其他非货币补偿进行价格折算后从区片综合价里扣除。现实中,很多地方在征收农地时,除货币补偿外,还广泛地实行了留地安置。表面上,留地安置是对农民的实物补偿,但实际上也是变相的货币补偿方式。在实施征地区片综合价后,将面临着以何种价格形式将安置留地这种实物补偿形式从征地区片综合价里扣除的问题,这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本文提出了三种安置留地的价格计算方法,并研究了三种价格形式的区别和适用范围。     

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路径之选择

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路径依赖惯性的影响,在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制度目标的实现方式上,无论是实定法还是实践,主要践行的都是单一的"命令—服从"式的公法模式,掩蔽和淡化了地方政府、农地权利人、集体经济组织等多元化主体的利益诉求。实践中,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诸多主体,绕开和规避农用地开发许可权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频繁而又普遍,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宣示了这一权力的运行步入了失灵的困境。为此,立足于当下的客观实际,面向市场化的价值取向来改革我国现行农用地开发许可权,以积极回应多元化主体的利益诉求,从而突破这一权力运行之困境,已成学理之共识。基于当下诸多土地改革试点方案之观察,可以得出:我国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在具体的路径层面,存在初级形态下的"土地换保障"模式、中级形态下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和高级形态下的"地票"交易模式。这三种模式利弊共存,但立足于现有制度资源的约束条件、遵循三种模式内在的变迁规律、对不同模式社会效果之比较以及综合考量其成本和效益等因素,"地票"交易模式应是实现我国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最优化路径,或者说是"最不坏"的选择。现行法应借由相应的法技术对其做出积极的回应,以实现其在实定法上的"落地生根"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