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略论川渝地区的宋代火葬墓——兼谈南方地区宋代火葬墓的地域差异

川渝地区出土的宋代火葬墓较多,且有较强的地域特征,据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划分为北宋时期、南宋早中期、南宋晚期。随着时间的由早及晚,火葬墓数量逐渐减少,规模、形制趋于简化,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亦不断减少,使用者由富裕平民转变为贫民。火葬墓的流行与变化分别与传统丧葬风俗的影响、佛道信仰、使用者的经济状况有关。此外,川渝地区火葬与东南地区、湖广地区在形制、随葬品、使用者身份及盛行原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     

宋代“团”制新论

宋代作为县以下基层单位的"团"并非源于后周的"团并乡村"之制,而是始自北宋保甲法的配套措施"团教法"。北宋"团"的主要职责是军事训练,其首领多由都副保正兼任。南宋实行于部分地区的"保伍法"是团制的一次"回光返照",这时"团"不再与军事挂钩,而是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务,同时"团"与其他基层单位相互渗透,在很多地方也兼及其他民政事务,其性质再一次发生变化。北宋中后期开始,"团"的性质发生变化,开始由指示户籍的单位逐渐转变为单纯指示地域的单位,体现了不断地域化的趋势。宋代"团"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县以下基层区划普遍性的特点。     

千古花容秀胆瓶

正胆瓶里装着我的幸福生活那天下班,快进家门了,听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不认识,来人自我介绍"是翠园斋崔大胖的哥们儿。"那人拉着我去了附近一家茶馆,坐下二话没说,径直就问:"元大哥,听说你有一对胆瓶?"我说:"是呀,大胖见过,说挺好的,好     

宋代书院的课程内容及特点分析

宋代书院以培养"希贤希圣"之士为己任,提倡"为己之学",主张"进德"与"修业"并重。因此,在课程设置中突出了四书五经的地位。宋代书院的课程内容除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外,还有儒学大师的研究心得、诗赋、历史典籍、实用技术等。这些课程内容受宗教的浸润,同时还体现了一定人文性特点。     

宋代地方官与民众——以真德秀为中心

首先定义"谕俗文"并详细解说其内容及构成。其次,以真德秀的"谕俗文"为核心,探讨宋代地方官如何治理地方上存在的诸如诉讼多发等严重问题,揭示"谕俗文"在劝导民众向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地方官成功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笼络介于民众与地方官之间的士人、僧道及父老,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以个人为起点,向家族、宗族、乡党、县呈同心圆般扩大的社会统治秩序。最后,从地方官以诚待民的心态中,揭示了民众具有主体性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