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出一孔”与“贫富相资”——宋代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

宋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一派主张"利出一孔",认为官府应该控制高利贷;另一派主张"贫富相资",认为高利贷是"贫富相资"的表现,政府对高利贷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王安石变法前后两派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对立局面。南宋时,占据主流地位的高利贷思想是"贫富相资"。     

宋代对江南地区水利管理之探析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宋代完成了其东移南迁的过程,自此南方成为经济之重心,这与宋代政府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尤其是农业非常重视是分不开的。而水利作为农业的基础设施,其所起的作用亦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这一时期政府也极其重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水利管理,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农田水利管理机构和奖惩机制。这种水利管理机构反过来又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奖惩机制又体现了宋代对水利的重视。     

论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军队从事赢利性经营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这种经营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军费拮据,增强御敌备边能力,但负面影响在宋代极为突出,导致军中腐败,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与宋廷国策、制度多有关系,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历史问题。     

《全宋文》笔谈

《全宋文》是目前最大的断代文章总集,是研究宋代文化最为齐全的宝贵资料。兹选录部分学人的评论文章,以帮助读者了解《全宋文》的基本情况。     

理想与现实之间——宋人的井田梦以及均田、限田和正经界

以授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各种“田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田制不立”的宋代社会。“不抑兼并”的国策使宋代土地矛盾十分严重,“井田制”成为挥之不去的梦。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寻求“渐均贫富”的良方,经历过均田、限田和正经界等各种尝试。朝廷(国家)与官僚地主阶层在经济上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使企图缓和社会矛盾的种种努力终归失败。     

宋代的科名崇拜、科名歧视与文学传播

两宋之时,科名之崇与文字之传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在宋代崇尚科名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进士高第者,其作品的传播方式带有时效性、附着性与增殖性诸特点,故作品传播途径广,留存量大.另一方面,处于科名等级体系最底层的几类士人,如特奏名进士、诸科等,受科名歧视的社会心理影响,他们的作品若非当世闻人推重,常不为世所重,不为人所称,加之总体创作水准不高,故创作队伍虽大但现存作品却极少.宋人科名观与文学传播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非文学因素干扰与影响文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论宋代文学会社的繁荣及其原因

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会社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 其原因主要有六:一是“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二是民间集会、结社风气的影响,三是文人追求雅、俗谐调的生活情趣,四是士子为应付考试而相互结纳,五是多元文化选择及文人党争的推波助澜,六是乱世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宋代经济与宋代文学家庭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中,宋代的文学家庭可以说是最多的。宋代文学家庭繁荣的原因之一就是宋代的经济繁荣。奢华的物质享受,煽动了文人学士的文学创作欲望;繁荣的商业经济,为文学家庭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也为文学家庭成员文学作品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简述宋代漕运中押纲武臣与舟卒的营私获利活动

宋代漕运由低级武臣押纲,又有舟卒随船,是其重要特点。押纲武臣和舟卒等同纲船上其他人员营私舞弊,从中获利的不法行为频频发生。营私获利活动包括纲运时夹带私货贩易、在与一般交装中营私舞弊、直接侵盗官物、擅自靠港、违程住滞及南宋时期的＂随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