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才学为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

中国古代文人诗大多注重隶事用典,展现了极高的才气与学识,因此才与学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特点在宋代诗歌中更为明显,故有"以才学为诗"之论。古人庞杂渊深的知识结构投射到诗歌作品中,给后人的解读与阐释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诗歌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而阐释的侧重也相应地从简略的章句、训诂转为对诗歌典故、创作意图的抉隐发藏,溯本究源。     

朱熹宋代新杂家论

朱熹之学应该概括为“宋代新杂家”,而不能概之以“新儒家”、“理学”。朱熹学说有着超越先秦时代杂家的内涵与特性,同时也有别于宋明时代一般意义上的“道学”,不同于明清时期学者所谓杂家。确定朱熹新杂家学派的属性,可以深刻体会朱熹思想的融合性,准确把握朱熹思想的先进性,全面理解朱熹思想的实用性,而看到一个真正的理学集大成者、时代文化创新者、内圣外王实践者。     

经典与民间文化: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过去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忽视了诗歌发展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作为音乐形式的“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以脱离了音乐独立发展文学形式为基本趋势,而是在文学性的独立发展与向音乐性的回归这两极的振荡中前进的。     

"朦胧诗":矛盾重重的文学史叙述——兼论当代诗歌流派的解读方式

在当代诗界和学界,有关朦胧诗的叙述始终存在各种矛盾,也引发了众多争议。近年来,随着朦胧诗考古和细节化的深度展开,学界已开始重视过去30年来以诗歌运动为主潮的自由精神文化的历史检视。而中观研究被运用到朦胧诗派的考察,提示研究者须深入到诗人群体的内部,把握诗派流变的脉络,进而探悉其文学生命的集结点。     

新时期甘肃诗歌论

新时期甘肃诗歌创作成就卓著,成为全国诗坛一块挺立的高地.本文将其置入中国新时期诗歌发展的格局中进行研究,认为地域性的借重及其超越,独立精神的坚守与艺术上的多元探索,特别是相对独立、内敛、沉思的个人化写作道路,以及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性认同等,是甘肃诗歌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而思维和情感世界向现代社会中的延展和感知不够敏锐、丰富,限制审美空间的拓展,以及诗人个体艺术表现风格过于稳定和缺乏必要的有建树的理论倡导,是甘肃诗歌进一步发展需要重视的主要问题.     

《远游的开始》简介

舒文治著的《远游的开始》一书已于2013年3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以先锋文学研究、类型文化考察、诗歌的救赎与文学乌托邦的回望、地方文学存在性扫瞄汇集而成。该著浸润了舒文治二十余年的心智漫游。     

论中唐士伎同悲诗

中唐是唐代诗歌的新变时期,白居易、欧阳詹、刘禹锡等诸多诗人创作了不少士伎同悲诗。这一诗潮产生的原因是中唐以后伎乐的繁荣发展及中唐士伎的共同悲剧性命运造成的。士伎同悲诗体现了中唐诗人对自身命运的认知与体悟。从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识到士伎同悲,反映中唐诗人在政治面前无奈后转向关注自我的回归与自伤身世的醒悟;另一方面,在文学中将女妓提高到与士子齐同的地步,这不仅为诗词转递期的作家提供了心理适应,也是文学女性观的一大解放,有助于唐宋文学女性题材作品的进一步发展。     

性善论对性无善恶论的一种回应——南宋早期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

胡宏的人性论非常接近于性无善恶论或性超善恶论,但他所支持的其实是性善论,其性论的特点之一是认为性善之善不与恶对。在南宋早期,这种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曾短暂流行于支持性善论的理学家中,流行范围并不止于湖湘一派。而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事实上是理学性善论对北宋性无善恶论的一种理论回应。性无善恶论和理学性善论都认为性静无恶,但由于善恶因相互对立而共生,既然人性无恶,那么人性中同样也没有与恶相对的善。这一问题成为性善论的一个理论困境。南宋早期的性善论者为了回应性无善恶论的批评,便采取性善之善并非与恶相对之善的思路来维护性善论。朱熹极力批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又赋予性善以先验性来回应性无善恶论,朱熹认识到善恶一经产生,其各自的意义便不会消失,善恶不须随时相对。此后,这种颇为独特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便很快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启蒙、救灾、救亡、新生的多重变奏——现代黄河诗歌的嬗变特征与文学文化价值研究

现代黄河诗歌是现代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构型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表征中华民族心理与精神的现代流变。现代黄河诗歌创作呈现救灾、启蒙、救亡与新生多重主题,其发展经历了阶段性嬗变：全面抗战前的救灾哀歌,引起启蒙怆痛与救亡焦虑;全面抗战时期的救亡战歌,振奋救灾热情并拓展启蒙内涵;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生欢歌,促使救灾、启蒙与救亡话语合流。现代黄河诗歌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融通,将黄河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国运之河与希望之河。现代黄河诗歌作为提升民族自信力的文学实践,启示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自信。     

试论宋代军队的营房保障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就目前学术界尚无人论及的宋代军队营房保障问题从物料的筹措到组织人工盖造等方面作了初步探讨,指出宋廷在为其军队提供营房保障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办法来尽量改善军人的居住条件,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宋代营房建造仍远远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许多士卒往往散居于市井,这既不便于军队的管理,同时还给社会带来了诸多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