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诗论家的陶渊明论

与宋金诸人相较,宋元之际诸论家对陶渊明的讨论,在沿袭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延伸。其一,在肯定其气节时,流露出深闵其志的心态。其二,综合前人之言而称道其知道任真的生活态度及高逸情趣。其三,与前人相较,进行了一个新话题的讨论,即对后世诗人"和陶诗"的讨论。此外,诸人也肯定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开枝散叶之功。     

《宋元以来俗字谱》字头勘误及俗字问题

《宋元以来俗字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刘复、李家瑞合编的一部断代俗字编。该书最大的价值就是辑录了大量的简体俗字, 但同样存在不少问题。由于编者识字疏忽, 往往根据后世或个人习惯写法来确定字形的正俗, 造成书中许多正字字头字形错误。俗字辑录也存在漏收、错收、重复收录、正俗不分等问题, 明显表现出了编者趋简斥繁、以偏概全的主观选择性。     

宋元之际诗论家对诗与人之"处穷"关系的反思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阐释人之处穷与诗之关系时,除了延续前人"诗能穷人"的观点外,更多的则是对此进行反思性的阐释.在诸多阐释性的反思中,既有对"诗穷后工"诗能穷人"的理论进行反弹式思考的,也有从命数的角度进行反思的,也有从立论角度反思的,也有对诗人自身原因进行思考的,也有从宽慰的心态去看待"处穷"的,也有将"处穷"引向道的涵养,以求解脱的.     

试论明清之际的人性平等观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提升并超越了先秦人性学说中的某些平等思想,针对理学的等级人性论,从“人人德性皆同”及人性自然平等两个方面提出了其人性平等说,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具有明显的近代因素     

宋元时期我国陶瓷文化海外传播的民间主体构成探析

宋元两朝统治者期以“市舶之利”来缓解财政危机,纷纷实施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促使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空前兴盛。随着宋王朝对“厚来薄往”朝贡贸易规模的限制,无形中促使民间海商逐渐成为贸易的主导力量。在重商主义和逐利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以富商大贾、庙堂权贵、沿海渔户和寺庙僧道为主体的民间海商,纷纷扬帆出海殖货聚财,客观上促进了宋元陶瓷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扩散。文化上的归依使贸易国家深深镌刻着中华文化的印迹,在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俗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     

论金元之际东平遗民群体的思想心态

金元之际的东平遗民,其思想心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出处来划分,他们大致可归为入幕与入道两类。入幕者既有积极用世的抱负,也有向往归隐的情怀;入道者并非真正地遗世高蹈,也会怀有故国之情与对新朝的憧憬。他们特殊的思想心态,正是异族统治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市民小说新浪潮

新文学视野中的三次“新市民小说”高峰假如从新文学的视野来看待所谓“市民小说”,当以上世纪40年代初期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的横空出世为代表。为什么要限定在“新文学”的视野中?因为只笼统地说“市民小说”,会引起无穷尽的追问:明清的大量通俗小说为何不能算?近代以降的大量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何也不能算?乃至于宋元时代的话本、民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