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新趋向

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突破了以往经世思想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向：（ 1）“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由离异走向统合;（2）在“治体”上由尊君转向重民,形 成了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学说;（3）重视“利用厚生”之学,主张“工商皆本”和经 济自由;（4）广采博纳外域新知,会通中西。不仅将中国经世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且孕育了启蒙思想,使经世思潮与启蒙思潮相互交织,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 。     

“船山”别号考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人们习惯称他为“船山”。比如,他的著述篇目,称作《船山著述目录》;他的著作集,刊作《船山遗书》、《船山全书》;他的生平事迹年表,题为《船山公年谱》、《王船山先生年谱》。为了纪念他,许多地方修建了“船山祠”,为了研究他的思想,海内外成立了各种以“船山”命名的学术性团体,等等。总之,三百多年来,“船山”别号与王夫之本名一同流传,为学者乃至世人所熟悉。那末,“船山”这个别号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船山”别号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出自后…     

古代皇帝给妃子一年发多少“工资”

宫妃们的“工资”早期是实物供给制,发给稻谷、生活用品。唐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则多以货币形式支付为主,发金子、银子,即所谓“发元”,与现代上班拿工资的方式就比较接近了。     

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既有典型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明清两代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时期徽州文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明前期,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约在嘉靖、万历年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二是明后期,大致从万历中期开始,到明末结束,该时期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三是清前期,从明季开始,至清康熙、乾隆之交告一段落,此期的徽州文化经历了一段顿挫与复苏的历程.四是清中叶,大致从康、乾之交开始,至道光年间告一段落,该时期徽州文化体现的特征是博大与精致.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既与历史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     

张岱:传统与新潮融会的智者

晚明城市文化与思想新潮,明清易代之际血与火的历练,浙东学派与家学渊源,造就了张岱这位节义之士、文学天才和渊博学者.他涉足诸多文艺和学术领域,其人、其思、其学、其文均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洋溢着活泼泼的创造能力.张岱文化品格的独特性和包括散文、诗词、戏曲在内的文学创作的独创性仍值得深入探讨.     

清入关前满洲民族联合过程与满洲对索伦部的政策

明清之际,满洲崛起于东北,以居住在辽宁东部的建州女真和吉林松花江沿岸至南部的海西女真为主体,联合东北其他少数民族形成满洲共同体。满洲的民族联合过程属于聚合过程,血缘、文化相近的民族或部落、部族汇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满洲民族联合的过程中,索伦部一些人员加入满洲,成为新满洲,融入到满洲共同体中。对于满洲民族联合过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满洲对于仍居住在黑龙江北的索伦部,实行朝贡赏赐、联姻、编旗设佐政策,淡化其民族认同,加强其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     

《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兼论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之异同

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由其实质意义上的完成者全祖望所决定.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在层次性质上,《宋元学案》由比较纯粹的宋元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与文献资料汇编.在结构内容上,《宋元学案》的史学(史传)与学术谱系(家谱)色彩非常浓厚.在学案设置上,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的共识,补定的学案反映了两人思想史观侧重点的分歧,补本的学案体现了全祖望对黄宗羲道学思想史体系的突破.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考虑学术脉络、地位及宗旨等纯学术因素的同时,也注重人品道德与政治事功等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