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和偏离——论梅洛-庞蒂小说《北方：北极的小说》

梅洛-庞蒂的文艺批评常被作为一种开创性的批评典范被引用,并影响了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家介入文艺的角度。而他本身与文学的关系却从不被提及,因其早年所写的小说一直不为人知。半个多世纪来这部小说和作者的双重隐匿,究其原因,与梅洛-庞蒂本人早年的爱情经历有关,也和他的宗教及哲学转变有关。在这部看似是探险小说,实则是围绕着帕斯卡尔的偏离概念展开的道德训诫小说中,偏离所揭示的生存本质和上帝的关系一直是梅洛-庞蒂哲学思考的背景。     

一部独具特色的全景战争小说——斯塔德纽克的《战争》

斯塔德纽克的《战争》是苏联全景战争小说的代表作,在战争叙事方面匠心独运,具有论辩反驳性(通过书中的重要人物直接提出异议进行反驳,通过大力描写苏联红军上下一心共御外敌对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作战不力甚至只是溃败的言论进行了反驳,通过斯大林形象进行反驳)、军事科学性(军事科学或军事理论、战略学和战役学、作战艺术或战术的运用)、人物多面性(发展变化且丰富复杂)等显著特征。这些特征的结合使得该作品成为苏联战争小说中一部独具特色的全景战争小说。     

现代小说时空与节奏的同质异构关系初探

现代小说时空与节奏的同质异构关系初探马理关键词：现代小说情节时空节奏时间与空间既是自然界存在的、也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形式。小说离不开情节,有情节,事件在叙述中就有一个特定空间和前后相续的内在关联过程;同时,语言表达中也就自然寓有形象的间接可视...     

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新论

茅盾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一系列形态各异、性格有别的女性,其实,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也存在着诸多显在和潜在的共性。茅盾笔下之所以会出现一群似乎同属一型的女性形象是与他本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性格气质密切相关的。女性形象的独特创造,赋予了茅盾,小说极强的艺术魅力,但也有艺术把握上的失误。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论苏青小说的都市日常叙事——以《两条鱼》为个案分析

发表于1943年4月的短篇小说《两条鱼》是苏青于文学体例和小说题材双重探索的结果。小说有关战时都市"底层"市民生活的叙述,既演绎了苏青小说不易察觉的技巧,也折射出苏青小说的思想力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国民性和海派市民性格的反思。苏青"底层"叙事的探路,为现代女性写作如何叙述城市生活提供了两点启示:既要重视如何将有限的现实经验植入文学世界成为自身创作的"专属物",也要重视塑造富有地域色彩和人性深度的鲜活人物。     

武侠类型知识体系与武侠小说研究模型———以还珠楼主武侠小说为核心

目前的武侠小说研究,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困境。由武侠意识形态、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武侠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研究模型,在还珠楼主小说中得到了突出的展现。1932年在天津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的还珠楼主,迅速超越了1920年代南向北赵的创作模式,初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他以“第二世界”为核心从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实践论诸方面建立起了武侠意识形态子系统,以奇观叙事为核心的成长体验、正义迷局、奇观异境形成了人物中心、事件中心、场景中心的武侠形式建构子系统,以武功法宝和江湖世界建构了武侠专门知识子系统。还珠楼主长达20年的武侠小说创作,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为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的生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民间再构

近年来,在网络通俗小说创作中涌现出大量的拟古世情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宏大的故事布局和对优秀女主人公的塑造,吸引了众多阅读者的目光。这些女主人公群像,不仅反映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眼光,也寄托了根源于以家族、财富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期待,还与当下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女性群体的自我期许相吻合。这些拟古世情小说在完成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构形和实现娱情的休闲功能以外,也因为广大阅读群体逐渐步入或即将步入中产阶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重新赋予女性作为稳定家庭、增长财富、养育子女、传承家风的核心力量的社会意义,她们洁身自好,对爱情专一,勇于面对困难,乐于奉献,担当责任,胸怀宽广。这些新型的“高大全”形象,表达出女性主义的新倾向：女性的成长和幸福的获得,更重要的在于女性内在的精神力量,与传统的气节、操守有关的人格因素,以及家教和门风。这使得网络平台的民间话语表达,具有更为包容传统以及融合其合理因素的价值取向,也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启蒙时代的“同情”

通过考察同情观点在18世纪欧洲的演变及其与启蒙主义主体观的联系(聚焦于18世纪上半期的情况与之前的铺垫),以及18世纪中叶兴起的人物观点与同情话语的联系(以菲尔丁的小说为主要例证),认为18世纪的欧洲发展出两种同情观,分别对主体的状态与构成做出了两个相悖的假设。假设一:个体之间虽然边界鲜明,但互相之间情感模式相似,个人可以通过想象来认知、体会他人的情感。假设二:人必然受他人情感的影响,个体之间边界模糊,但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普遍的情感,只有互相受影响的倾向,所以并不能保证情感的有效沟通。如果我们将第一种对同情的理解称为"聚合式同情",第二种就是"间离式同情"。这两种同情观并行交织,构成了启蒙主义主体观中的一个核心悖论,并与新兴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手法形成了互文关系。     

原始思维与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创作

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创作将视野转向处于民间原始状态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现代性语境下西方社会所关注的原始文化和原始思维具有疗救现代性文明病态的效果,而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来说,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创作具有揭示、批判民族根性中的蒙昧性和通过对原始文化形态和思维的表现唤起现代人生命活力的双重价值。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对现代性反思的深入,对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创作的双重价值的关注在不同的时代侧重点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