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义仓研究

隋唐以来,义仓制度逐渐完善,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恤民政策.有鉴于此,自宋太祖起便在全国推行义仓制度,屡兴屡罢、置废不定,前后一共经历了五次反复,直至宋高宗南渡后方渐趋稳定.之所以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除了与义仓仓本的赋税性质有关外,还与熙宁变法、新旧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不同时代的执政者对义仓的态度有别,但两宋时期义仓在赈济水火、助育幼儿、借贷种粮、充作粜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然而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弊端,这直接导致了南宋后期义仓制度的解体,最终由民间社仓取代其地位.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

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张邦炜，张义冢即掩埋无主尸体或战死军人的公墓，又称义阶，在宋代还有个独特的名称叫漏泽园。对于两宋时期的义家制度，前人语焉不详，近人只是在论述当时的火葬习俗时附带提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略加探讨。始于何时义家制度始于何时，人们历来看法...     

唐庚

唐庚(1071—1121),字子西,宋眉州丹陵(今四川省丹陵县)人。《宋史》第四百四十三卷文苑有传。十四岁时,已能诗文,所作《明妃曲》、《题醉仙崖》,深为老师匠手赏识。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举进士,任州县官。哲宗元符二年(1099),因贡举事系狱临邛(今四川省邛崃县)。至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始入朝为宗学博士。其时,新党人物宰相张商英荐其才,除提举京畿常平。后张商英罢相,唐庚为赋《内前行》,     

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

宋代私家撰写的碑志行状,是国史馆修撰臣僚传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代修撰《宋史》列传大致保存了宋代国史和实录的原貌,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私家所撰的碑志行状。但是,由于两者性质和立场不同,《宋史》列传和行状在叙事语境、史料取材和人物评论等方面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叙事语境上,前者侧重整体,突出国家兼顾个人;后者侧重个体,突出个人兼顾家族。在史料取材上,前者求真求实,后者兼采虚诞之谈。在人物评论上,前者褒贬分明,后者有褒无贬。总之,《宋史》列传与私家传记在史料价值上各有短长,不应盲目抬高官方正史,也不应刻意贬低私家传记,两者参考互证,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全面的认识。     

对《〈宋史·高宗纪〉补正》一文的正补

本文对舒仁辉先生的《〈宋史·高宗纪〉补正》一文中的部分条目提出了一些补充和商榷性意见,文末并就《宋史·本纪》的系时、记事特点略谈了自己的粗浅想法。     

清人宋史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清人对《宋史》文本的研究和撰述,是清代史学发展中的显著现象,这一学术状况引起了近代以来学者的关注。而学界研究仅起到了勾勒线索的作用,未能对清人宋史学进行理论总结,更缺乏与清代学术文化关系的全面把握。故以清人宋史学为专题开展研究,首先可以梳理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其次可以探讨其中的文献价值与史学成就;最后有助于洞察清代史学与学术、社会政治、文学之间的关系。     

以史为基 继往开来——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研究宋史、高丽史、宋丽关系史的宝贵资料,也是科技史、海上交通史以及旅游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孙希国博士以此书为研究对象,在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了这部奉使朝鲜纪行作品对当下和未来的价值。该研究全面系统,消除了一些疑惑,纠正了许多认知错误,还原了历史真相。该著旁征博引、考释精审,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宋史·礼志》史源述评

《宋史·礼志》的史源,前人虽多有论说,然均存在程度不一的不足。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私记载与《宋史·礼志》比对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宋史·礼志》的史源,很可能是《国史》、宋代官修《会要》《文献通考》等史料价值极高的官私著述。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