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概况及其学术价值

胡佛研究所收藏开放的宋子文档案,系由宋子文本人生前各个时期收集、整理和保存的文件,共69盒1100余个文件夹、数万份中英文文件,涵盖了宋子文的家庭、家族、求学、从政、交往、个人财务和晚年生涯等方面,与海内外现有已经开放与刊行的档案文献相比,具有很强的个人档案特色,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人物和内政外交重大事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为了推进相关的研究,应根据需要与可能,对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进行较全面的整理、索引、校勘、考订等方面的工作,使用中注意业已刊行的其他相关档案文献的状况,开展多方面的学术交流。     

晚年宋子文的美国生活

2008年3月，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女士从美国首次归国，带回了她父亲的一批照片和日记，通过这些珍贵资料，我们得以了解这位国民党“金融管家”鲜为人知的暮年生活。     

政客商人宋子文

贝祖诒之所以受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重用,一方面由于他才干出众,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广东时与南京政府财政要员宋子文颇有交往。宋子文是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时被金融界所熟知。当时,孙为了保证北伐军费开支,打算筹备中央银行。宋子文担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后,广州市面金融混乱,中央     

1942年美国借款使用中的中美之争

1942年,为挽救中国经济危机,共同对日作战,美国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财政借款.但是,在借款使用过程中,围绕着黄金运华、借款的具体运作方式、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等问题,中美双方产生了诸多分歧.这些争执反映了美国作为援助国和中国作为受援国的不同立场和认识,也体现了双方在经济援助与合作领域的矛盾与冲突,这些争执又和两国在军事政治领域的矛盾纠缠在一起,相互发生着作用,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引发相互之间的不满.     

论抗战时期宋子文的美援外交思想

抗战时期的宋子文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登上美援外交舞台,成为国民政府关援外交的重要决策人和积极执行者,他在美援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援外交思想,洋溢着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战时美国观集中反映为：中国完全有资格获得美援,美国政府理应援助中国;中国应尽力争取美援,但必须以抗战自强为基础。     

蒋介石与宋子文的耳光风波

耳光风波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有言道,两人一好,必有一恼。宋子文与蒋介石亲如一家的基础是“财神”,二人的分歧亦是因为“财神”。     

日本与国民政府1933年关税税率问题：税率公布之前的双方动向

1933年5月,中国国民政府基于完全的关税自主权,公布了一份新的关税税率.这份新税率的公布,各国其实早已预见,并且在公布之前,即向中方多加探询.然而,由于新税率远比以往为高,因而引起了日本等国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方面的反应,可说是最为激烈.对于这份新税率,日本方面声称其为“排日税率”,并且在往后的几年当中,不断地要求国民政府修正.但是,若就中方相关档案进行检讨,则可发现日方的指控难以成立.事实上,财政部制订此一税率,其主要目的实为确保收入.由于此一目的与保护国内产业以及各国对华贸易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财政部在制订新税率的过程当中,采取了彻底保密的做法,甚至还误导了各方的观测.这样的情况,使得日方虽然在新税率公布之前,曾和中方有所接触,但终究难以掌握新税率的走向,外务省甚至还曾一度抱持着乐观的看法.这种认识上的深刻鸿沟,终使得中日双方在新税率公布之后,进行了长期性的交涉.     

从宋子文辞职说起

民国时期宋子文在蒋政权里任外交部长。国民党政府从成立到垮台几乎都是在风雨飘摇中,内忧外患,焦头烂额。弱国无外交,在这样的时候出任外长,应该说没有什么故事,但故事恰恰在他的身上发生。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开会,决定苏出兵东北,同时默许外蒙古独立,实际是投入     

胡适使美业绩制约因素考察

1938—1942年,胡适奉命出任驻美大使进行战时外交。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对胡适的牵制和排挤,前任王正廷的遗留问题,构成了胡适使美业绩的多重制约因素。尽管如此,胡适无疑仍是一位称职合格的战时外交官,也是"学人外交官"的杰出代表。     

"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

雅尔塔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美、苏三国巨头背着主要当事国,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秘密协议,其条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作为当时中国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的蒋介石,虽然对于苏联提出的条件愤恨不已,对美国和英国只顾自己不惜牺牲盟国利益的行径亦极为不满,但他既无实力拒绝,更需要得到这些大国的援助,而此刻他更关心的则是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既然苏联同意并尊重中国东北与新疆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同时也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权衡利弊,蒋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1945年年初蒋在日记中写下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十分贴切地概括了他在面临对外政策抉择时的矛盾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