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无题之三》许渊冲译本中增词法的运用

许渊冲在翻译李商隐的《无题之三》时巧妙地增加了代词、动词、形容词等。通过增词法使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最大限度地与原文保持一致，真正做到了与原诗在意美、音美和形美上的统一。     

谈英汉翻译中的语义走失

依据英汉翻译的理论原则,本文对不同的英语原文和汉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了翻译实践中造成译文语义走失的不同表现,并探讨和总结了走失的原因,为正确翻译原文、避免语义走失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汉语四字格与译者风格实证研究——以《简·爱》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软件定量研究《简·爱》的黄源深译本和祝庆英译本中汉语四字格的使用,探讨四字格使用与译者风格的关系。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黄译在四字格的使用上明显多于祝译,而由此带来的黄译＂归化＂与读者（包括评论者）对黄译的总体评价是一致的。特别选择的含＂之＂字四字格在二译本中的统计,同样反映上述差异,使得这一抽样分析具有典型意义,结合对所有汉语四字格在二译本中的使用分析,足以量化二译本的风格差异。     

浅论王沂暖译本《降伏妖魔》唱词翻译的审美再现——谨以此文纪念格萨尔学先辈王沂暖先生逝世10周年

译者作为翻译的审美主体之一，翻译的过程就是审美主体在具备审美条件（精通双语、文化修养、审美意识、审美经验）的情况下，对审美客体（原文）的审美构成的认识、转化及对转化的结果（译文）进行审美加工的过程。王沂暖先生得益于对藏文原著高超细腻的理解力、对汉语卓越精湛的表达和写作能力、对藏族世俗生活的熟悉、对佛教教义的了解，这一切主客观上的有利因素，促成了先生译著《降伏妖魔》的通俗流畅、不拘一格，使人得到审美的愉悦以及新的审美体验。     

20世纪以来“圣训”在我国的汉译本综述

由于我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过去不重视圣训的学习,所以,圣训在我国的研究和翻译起步比较晚,随着中国穆斯林学者广泛接触圣训,才有了圣训的翻译。本文试图把20世纪以来民间和官方出版的汉译本“圣训”的特点、翻译的意义作全面介绍,同时也指出这些汉译本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希望引起各界穆斯林及伊斯兰教研究者的共鸣。     

从主体间性视角解读《红楼梦》译本

通过分析杨宪益夫妇《红楼梦》译本中各翻译主体间（译者与赞助人、合作者、作者、作品中人物及文中所描述的世界以及译文读者）的对话情况,揭示出此译本获得巨大成功与译者对翻译的本质——积极、互动的各主体间总体性的和谐把握是分不开的。     

论译者林徽因及译本《夜莺与玫瑰》

近有学者称林徽因是翻译家并开始研究其译作,然林氏只在19岁时译过单篇童话《夜莺与玫瑰》,此后不再涉足文学翻译领域,也没有发表过有影响力的译作,是故更宜称其为“译者”。通过对比论证,文章认为某出版社出版的童话集《夜莺与玫瑰》并非译自林徽因之手,其收录的单篇童话《夜莺与玫瑰》译本也非出自林徽因之手。后续诸多聚焦于“林徽因唯一文学译作”《夜莺与玫瑰》的作品都可能出现问题,长远来看危害极大,应加以清理。许多与“林徽因唯一文学译作”《夜莺与玫瑰》有关的研究也并非基于林徽因译本,学界应多加辨认,纠正此种乱象。     

女性主义视阙下《初秋》汉译本的翻译倾向

作为当下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走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文本的干涉主要有增补、加写前言与脚注、劫持3种方式。文章从文化翻译层面探索了兰斯顿·修斯短篇小说代表作《初秋》汉译本中的女性主义倾向,对译者张白桦所采取的增译法、自序副文本、换序加增减的“创造性叛逆”3种文本干涉方式,结合实例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译者通过上述文本干涉方式,再现了《初秋》中的女性形象,强化了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为当代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提供了个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