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海丹忠录》试评

有人盛赞《辽海丹忠录》对明末抗金名将毛文龙的歌颂 ,有人认为其描写失实。毛文龙的功过是非是一桩历史悬案 ,时至今日 ,仍有论者认为毛文龙驻守皮岛有功。作为文艺作品 ,《辽海丹忠录》是成功的 ,塑造了毛文龙的英雄形象 ,展露了明末社会政治情状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独到之处 ,堪称时事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端木埰与晚清词学

清代词学久成扞格的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在近代能走向合流,既是词学发展的必然,也与一二关键人物的倡导有关.端木埰即堪称清代词学向近代转型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过渡人物.他在创作方面兼师王沂孙与姜夔,旁涉苏轼,理论上远承张惠言和周济学说,近接金伟君、祁( )藻、周之琦及其尊人的词学观念,以"浙"济"常",以自己的创作、批点和选本,有力拓展了常州词派的理论格局,对"晚清四大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而奠定了晚清词学的基本发展方向.     

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论词都崇雅,本文以浙西、常州二词派词学选本中的宋季遗民词为中心,考察了宋季遗民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其崇雅的词学观各不相同,浙西词派的崇雅观重视词体的艺术形式、修辞特征,常州词派则重词选题立意的风雅、雅正,故而雅中有别。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成因再探

宋元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十分盛行,如前所述,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苍茫谁尽东西界——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纪》读解

作为晚清文学知识分子中最早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明者,王韬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解读接受,在时间上可以分解为上海墨海书馆时期、香港英华书院时期、英国协助理雅各佐译“中国经典”时期以及返港后在香港、上海主持《循环日报》和格致书院时期;而在对待西方文明的内容上,王韬的态度又可以分解为对待以新教为代表的基督教、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西学以及西方文学等三种不同的取舍方式。王韬的上述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基本上都可以从他的两部漫游随录中得以解读。本文就《漫游随录》和《扶桑游纪》中有关王韬对于东西洋文明的观感进行了介绍解读,并就其中的思想成因作了相应解释说明。     

被十几所世界名校争相录取的女孩——专访长沙女孩林林

"小学时,我得过孤僻症,但有过‘练摊’的经历后,现在沟通能力很好;初中时,我给老师的孩子做家教,赚到第一笔工资,从此失去领零花钱资格;高中时,我谈恋爱了,家里只是要求我‘注意安全’……"8月13日,记者见到了一位特别的长沙女孩——她同时被十几所世界顶尖高校录取;3次亲历"美国高考"并取得骄人成绩。"我叫林林。四棵小树。根深深地扎在土里,枝繁叶茂,努力而快乐地生长着。"在林林那间以白色为主色调、充满了少女梦幻感的卧室里,她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明史·僧、道录司》辨误四则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记载的一段话,叙述了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道二教的法令制度,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这段话疏漏、舛误之处颇多,需要校补和更正。     

薛应旂《宪章录》的记事特点

《宪章录》为薛应旂编撰的一部记载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历史的编年体史著。该著有着独特的记事特点,薛应旂尤为注重明代政治和军事的变化,对明代选官制度及边防军政记载颇多,以表现历史发展的治乱盛衰。《宪章录》大量收录涉及当朝时势的诏书及奏疏,通过对比明前后期君臣对待国事的态度及议论内容的变化,揭示明朝国势渐衰之缘由,达到宪章当代的目的。     

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的再发现

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以及《中国家谱总目》等重要目录学著作所载中国现存最早的族谱文献,主要庋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宋残叶及清抄本见藏上海图书馆,堪称稀世之珍。宋写本历南宋、元、明、清八百余年深藏无闻,其意外发现与近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公开整理直接相关。结合钤印及夹签信息,可知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清抄本源出江苏宝应刘氏"食旧德斋"旧藏,受张之洞委派参与内阁档案整理的刘启瑞,是文本背后隐而不显的关键人物。上海图书馆藏宋残叶系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散出佚文,南北残帙能够衔接"合璧"。此外,罗振玉私藏"宋玉牒写本残叶"其实出自嘉定十三年史弥远提举编修《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并非罗氏所猜测的属别种体例的谱牒文本。宋写本谱牒的再发现及其基本面目的还原,对重新审视中国中古谱学向近世谱学转型的复杂过程具有重大意义,其所载逾2700位人物传记信息,则为拓展多元视角下宋代政治制度史、微观人口史、社会网络关系等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材料。     

中日学者的世纪对谈与相关重大问题

一九八○年代后期丸山真男与李泽厚的东京会晤，促成了中日双峰学者的世纪性对谈。相关话题深度触及了中日两国的价值差异问题、发生论与本质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问题，以及横亘于两国之间的误读和误解问题。对谈内容，还实录了丸山真男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也鲜明地凸显出李泽厚对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坐标意义的坚守及其对日观察的锐利视角和眼光。由于上述交流具有让历史回归其固有脉络和常识的超常说服力，因此如此“双峰”绝响，或许能给中日两国间的一系列误读误判死结，带去理性的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