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录序》与阮孝绪的知识、思想世界

南朝时期,由于纸的普及,相比于使用简牍的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已大为便捷。在这种背景下,私家藏书兴盛。家有文史、拥书万卷者,也不罕见。"知识下移"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带有"博"的词汇,如"渊博综广"等,常常被用来形容当时的知识人。阮孝绪阅读量惊人,号称"博极群书"。保留在《广弘明集》中的《七录序》就对阮孝绪的阅读过程、知识构成有所记录。从《七录序》可知,书籍总目《七录》因其穷"天下之遗书秘记"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梁武帝大同二年(536)以前,整个南朝的藏书规模。从私人阅读的角度来讲,《七录》是阮孝绪个人"阅读史"的总结,包含了他自身的"知识轮廓"。不过,阮孝绪博极群书,"阅读领域"几乎涉及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因此,探讨阮孝绪私人阅读的历程以及《七录》的目录构成,也就具备了更大的意义。阮孝绪个人的"阅读史"与精神前进的历程,其实也是整个南朝学术文化、精神世界变化的缩影。     

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的再发现

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以及《中国家谱总目》等重要目录学著作所载中国现存最早的族谱文献,主要庋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宋残叶及清抄本见藏上海图书馆,堪称稀世之珍。宋写本历南宋、元、明、清八百余年深藏无闻,其意外发现与近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公开整理直接相关。结合钤印及夹签信息,可知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清抄本源出江苏宝应刘氏"食旧德斋"旧藏,受张之洞委派参与内阁档案整理的刘启瑞,是文本背后隐而不显的关键人物。上海图书馆藏宋残叶系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散出佚文,南北残帙能够衔接"合璧"。此外,罗振玉私藏"宋玉牒写本残叶"其实出自嘉定十三年史弥远提举编修《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并非罗氏所猜测的属别种体例的谱牒文本。宋写本谱牒的再发现及其基本面目的还原,对重新审视中国中古谱学向近世谱学转型的复杂过程具有重大意义,其所载逾2700位人物传记信息,则为拓展多元视角下宋代政治制度史、微观人口史、社会网络关系等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材料。     

《八朝穷怪录》佚文考述

《八朝穷怪录》又称《穷怪录》, 撰人不详, 史志无目。是书古无完整辑本, 《古小说钩沉》未辑,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虽提及佚文十则, 但李氏并不以文献整理为主, 且仍有疏漏之处。故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作进一步研究, 得《八朝穷怪录》佚文11则, 一一详述, 并加以分析, 以冀得此小说完整佚文文本。     

审美观念与艺术精神的互融——以中古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刘勰《文心雕龙》对古代诗学批评与鉴赏所倡导的"六观",与谢赫《古画品录》所倡导的创作理念及批评准则的"六法",在审美观念与艺术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互融关系。诗画艺术在中古融合的历程主要是题画诗的出现,以诗入画的兴起,将作诗的体制移入绘画之中。诗画艺术融合的依据重点表现于玄学对自然的新发现,山水精神的传递与映射,诗画艺术的感咏与识见。诗画艺术融合之目的是营造出多种意境,通过作品的意境达到远离尘世,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自然和合的旨趣。这是中国诗画艺术独有的特色,尤其对中国画的当代精神建构研究,具有一定启发与借鉴作用。     

《西游录》与《黑鞑事略》的版本及研究——兼论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见沈曾植笺注本

耶律楚材的<两游录>和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这两种行记,是研究13世纪上半叶蒙古、西域历史与地理的极其重要的史料.<西游录>元代后就罕有流传,清代仅有节录本存于元人笔记中,得以供学者研究.而日本则保存有旧抄足本,弥足珍贵,它的发现、出版并再传回中国,不仅对研究来说至为重要,而且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黑鞑事略>原刊本也久佚,向无善本,明清问以抄本流传,至近代方有刊本,中日两国学者对此均十分重视.近代大儒沈曾植则是最早为此两种要籍作注的学者之一,沈氏笺注本为作者首先发现并整理研究,其学术价值至今仍值得我们珍视.     

中日学者的世纪对谈与相关重大问题

一九八○年代后期丸山真男与李泽厚的东京会晤，促成了中日双峰学者的世纪性对谈。相关话题深度触及了中日两国的价值差异问题、发生论与本质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问题，以及横亘于两国之间的误读和误解问题。对谈内容，还实录了丸山真男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也鲜明地凸显出李泽厚对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坐标意义的坚守及其对日观察的锐利视角和眼光。由于上述交流具有让历史回归其固有脉络和常识的超常说服力，因此如此“双峰”绝响，或许能给中日两国间的一系列误读误判死结，带去理性的解码。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军官与带率子弟等研究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医官、写字官、画员、日官以及带率子弟与使臣亲友中的各类军官等，在使行过程中负责翻译沟通、情报侦缉、医疗救助、抄写模印、气象预测、伺候使臣、护卫团队安全以及八包贸易等具体职责，对使事能否成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带率子弟等入中国的最大动力是游览大国，增广闻见，是“燕行录”创作的主力军。由于使臣所带译官等过于滥杂，给使团带来巨大的负担与风险，导致走私贸易猖獗，但因为从朝鲜朝王室到地方官府与官员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故屡禁难止。正、副使与书状官等对译官等的记录，往往是形象猥琐而能力低下的贪残之辈，这其中有个人偏见与推卸责任之嫌。但正是这些译官，在朝鲜王朝末期成为坚决主张改革的开化派，成为了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汪汲祖籍、家系新考

汪汲是清代著名学者,著有《古愚老人消夏录》。其生平资料,诸家典籍历来说法不一。今详考史志资料以及与汪氏一族交游的众多名士所撰著作,如丁晏、汪廷珍、王锡祺、段朝端等人,确定汪汲自号海阳竹林人乃是由于其祖籍为安徽休宁。厘清自其祖父汪兆熊、其子汪敦、其孙汪椿至其昆孙汪际云八代的家系传承,详细梳理其家学渊源与发展境况。同时,简要梳理汪汲所在山阳地区的医学发展流变,介绍汪汲所著三种医书的内容。     

《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永乐九年(1411)班丹扎释在乌斯藏修习、参学时,不知何故,“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阐化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由此引发了“乌斯王”的恐慌。“乌斯王”情急之下向正在楚布寺禅修的班丹扎释求救,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一行前往明廷向明成祖陈情,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文章发掘学界新近公布的《大乘法王传》及《大乘法王致明成祖书信》中的重要信息,结合《贤者喜宴》《明实录》等传世藏汉文史料,考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乌斯王逆旨”指的是金字使者奉旨在乌斯藏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大乘法王)时,“乌斯王”意欲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而制造障碍一事;《西天佛子源流录》对班丹扎释化解危机的功劳有所夸大,事实上是大宝法王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班丹扎释作为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侍从在此事件中承担了沟通和联络的任务。“乌斯王逆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生在明廷落实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大背景下,班丹扎释奉大宝法王之意携阐化王侄前往明廷陈情以及随后再次奉命入藏安抚阐化王,皆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他是明廷治藏政策形成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