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反贪困局

一个王朝的初期,最高统治者都有反贪的决心,有的还用铁腕肃贪。几十年后,原先严厉的反贪法令变得宽大,原先峻厉的反贪措施被弃而不用。于是,官场贪腐得以急遽蔓延。到了王朝的后期,十官九贪,积重难返,纵然皇帝想反贪,只怕也是有此心而无此力了。宋太祖坚决果断,也有反贪无力之时宋太祖反贪,没有明太祖那么血腥,但其措施还是很有力的。鉴于前朝法网过密,执法严苛,宋太祖制定了"折杖法","以递减流、徒、杖、笞之刑"。别的罪犯有望获得宋太祖宽恩,而     

宋家滩村的土地官司

49．18亩土地，1102名原告，14宗行政诉讼案。 如果不是那场备受关注的“民告官”官司，宋家滩村——这座位于兰州城北、黄河岸边的普通城中村，或许并不为外界知晓，村民们也本该安静地享受着城镇化带来的繁荣与喧嚣。     

宋辽西夏金民族互动过程述论

中国民族团结的发展在经历了隋唐的第二次大整合之后,在宋辽西夏金元时又进入第二次大冲突时期。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论聊斋诗

康熙诗坛,王渔洋一度提倡宋诗,形成了＂宋诗热＂,从而发生了＂宗唐＂与＂宗宋＂的激烈论证。在这种背景下,聊斋诗受宋诗的影响更大,带有宋诗艺术色彩的＂真＂是蒲松龄的诗学思想。在宋诗的影响及诗学思想的指引下,聊斋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表现在写作手法上讲求＂以文为诗＂、善用典故;情感抒发上注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诠释了对＂真＂的审美追求;艺术风格立足于诗歌体裁与题材的不同,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这种艺术风貌与王渔洋所提出的＂神韵说＂截然不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

选择东汉政区地理这样的课题,处境颇有点像宋人做诗。钱钟书先生曾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过：“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所谓幸,指的是有了一个好榜样,可以省去许多探索之苦;而所谓不幸,则是面临着前人辉煌成就的挑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做东汉政区地理,前面那座唐诗似的高峰便是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     

宋代诗赋取士的官韵

唐五代科举诗赋用韵大体遵守《切韵》"同用独用例",宋代则出现了专门用于科举的官修韵书,诗赋应试,限韵与定格等以之为权威功令。宋代韵书编纂与前代韵书的不同正在其功用程度有别,官修韵书也是宋代科举在制度建设上的重要举措。宋代先后使用《景德韵略》和《礼部韵略》两部官韵,都对后世韵书的编纂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     

《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由来与真伪

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问题由来已久。至迟在元代，《文心雕龙·隐秀》篇已成残篇，现存最早的《文心雕龙》刻本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本，此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的“朔”字共四百字整为阙文，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所缺四百字，正合一板。明代诸刻本也沿袭了这种状况。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得到了改变，据载，先是明末人钱功甫从阮华山那里得到宋刻本《文心雕龙》，     

论沈德潜的宗唐诗学观

在唐宋诗学论争中,清格调派领袖沈德潜承七子、云间之余绪,扬唐抑宋。沈氏宗唐黜宋诗学观念的形成有多种因由,主要为矫正其时诗坛宗宋风气之弊。沈德潜在选辑诗歌基础上对唐、宋诗作出的具体评价体现了理性、客观的精神,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诗坛逐步融合唐宋意欲跳出唐宋诗争之怪圈、重寻新出路的大潮中,沈氏片面宗唐抑宋,无疑会成为诗坛逆流,阻碍诗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