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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朱建光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04-106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唐宋诗之争在明代大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中后期三个阶段。初期完全为尊唐主张所笼罩。中期尊唐主张推向极致,但同时为宋诗张目的主张开始较多出现。中后期既尊唐音,又给予宋诗极大的肯定,显示了人们的认识开始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说明明人开始认识到唐宋诗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种不同审美特质的诗歌范型。这种演进为以后清代崇宋诗歌风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相似文献
582.
薛青涛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2):90-93
王沂孙词中的恋宋情结主要表现在怀念故国和追忆以前的生活两个方面。这种恋宋情结不同于以前的泛泛怀念旧国,它产生于蒙元代宋这样特定的历史场景中,而源远流长的华夷之辨则是其根本原因。这两种特定的文化场共同作用,构筑了这种难以化解的恋宋情结。 相似文献
583.
程海伦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87-98
边事是晚宋士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嘉定十四年发生的“蕲黄之变”引起士人激烈的争论。其时士人议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蕲、黄二州守臣李诚之与何大节的评价问题上。李、何二人在当时都面临极大的非议,但后世评价却褒贬不同,这与边事传播的方式及辩诬的群体都有很大的关联。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士人获知边事的保证,也影响士人对信息了解的深浅、详略程度。交游关系、政治经历、学术背景等因素,亦会左右士人的价值判断。通过“诸贤相继,正论互发”的方式,士人的群体言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大众的观念,并获得官方价值体系的认可。以“蕲黄之变”的书写为中心,可以看出晚宋士人边事议论形成过程的多重维度,这启发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应对边事议论这一舆论场的内在肌理有更为深入体察。 相似文献
584.
迄今为止,宋学可以大别为三种:一是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与汉学相对的讲法。如果包括陈寅恪所说的全部宋学或新宋学,则有四种内涵外延各异的宋学,明、清、民国和当代各生成一种。以宋学为中心,梳理一种学说的历史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学说的认识的联系及分别,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进而分层次把握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生成演化以及不断重述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其前世今生,而且有助于揭示其未来走向。经学具有政治、学术、道德三种价值体系,研究需要齐头并进,宋学研究尤其要三箭齐发,相辅相成,学以致用,才能体现济世安民的初衷旨归。贯通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通过历史的延续性变化呈现转换。本来难讲的义理之学,可以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或用做汉学的办法来讲宋学。 相似文献
585.
段庸生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宋人传奇中的劝惩不是简单的说教议论,而是对唐传奇过度追求感观娱乐享受的反正。它于劝惩之中对历史教训的重视及对题材价值意义的追求,充分表明宋人对小说社会功能的格外重视,由此带来传奇从主体到服务对象及审美情趣等一系列积极变化,这些变化规定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主流方向。 相似文献
586.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相似文献
587.
张月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4):157-166
谢瞻的《张子房诗》冠绝当时,却较少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然而,从文化记忆、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考察这首长诗,其独特意义则得以彰显。本文以该诗为中心展开讨论,勾连傅亮、郑鲜之、范泰、谢灵运等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创作,以期展示这一时期文人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同时揭示刘裕运用对张良、刘邦、刘交等历史人物的文化记忆来表达其渴求贤才、追求正统、合法化自身统治的想法。另外,本文将《张子房诗》与其他“造宋”文学作品一起考察,可以凸显武将与士族在晋宋之际势力的盛衰变化,也可揭示出这些“歌功颂德”作品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相似文献
588.
王宇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2(3):46-61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