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现行中国近代史分期方法已经沿用了几十年,应该打破把近代史分割为近、现代的习惯,形成一个贯通110年的完整历史流程,建立以国家政权为轴心,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框架为对象的叙事体系。应当科学地理解有关经典论述,在培育健康开放的近代史史学观念方面下功夫,以便对近代社会有一个更加客观平实的看法。     

混业经营下银行业的宏观风险及成本研究

混业经营在当前各国已成为一种趋势,由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转变在我国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文章通过对混业经营下银行业可能发生的行业整体风险及成本、制度性的风险及成本、宏观监管的风险及成本、国际性的风险及成本以及混业经营对其他宏观经济领域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各有关方面对即将到来的混业经营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1980—2009年期间我国农村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微观金融效率受经济金融形势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宏观金融效率从1990起整体呈下降趋势。协整检验表明,农村微观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结构正相关,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结构负相关,宏观金融效率与之相反。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农村微观金融效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与其他因素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金融结构是农村宏观金融效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综合法学关于法律本质问题的研究述评

法律的本质问题是法哲学领域中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最具根本性的问题,综合法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及观点颇具特色,其独到和成功之处在于:对法律本质的研究是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展开的;主张各学派有效研究方法的融合与统一,坚持整体论的方法论;在法律本质的内容的研究上,也坚持一种宏观而全面的、整合的观点。另一方面,其研究及观点也有不足之处,诸如,在“博大”与“精深”的关系上,得于“博大”而失于“精深”;对于决定法律本质的诸因素作了等量齐观的分析;;对法律进行的“质”的分析多,而对法律的真正“本质”则涉及较少。     

货币如何投入与作用经济之探索——评罗运贵教授的《新宏观经济学》

货币投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货币对经济的作用,既是货币理论中经常引发争论的问题,也是吸引人们不断探索的课题。罗运贵教授的《新宏观经济学》,对货币的功能做了开创性的划分,对货币如何投入经济与作用经济进行了极具创新意义的探索。     

宏观视角下中国银行业行政垄断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经济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行政垄断的影响需要从宏观视角进行客观、全面、公允地分析.理论探讨表明,行政垄断的银行业通过筹资市场上的国家隐性担保和信贷市场上的关系型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发挥作用.实证分析通过引入宏观绩效指标,运用修正的SCP分析框架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论证,得出的结论是行政垄断的银行业在经济转轨这一特定时期对宏观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以牺牲银行微观经营绩效为代价.为保持银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实行反行政垄断和促进竞争的政策.     

《园冶》的意境之美

《园冶》作为一部系统的园林建筑理论著作,以其丰富的意境之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明清以来的园林建设。在宏观设计领域,《园冶》强调通过实景之间的互借与搭配使建筑同自然融为一体,进而创造出境外之景、象外之象;通过虚实结合赋予园林艺术创造以活水之源,进而拓展园林的意境。《园冶》声、画、意合一的意境之美开拓了园林意境的审美空间,使园林意境变得更加丰富而生动,其美学本质就是人于宇宙生活的律动中体悟出生命的价值。《园冶》意境之美打破了园林建筑本身固有的区域局限,使咫尺山林的实体空间走向了浩瀚宇宙的心灵空间,从而由有限走向了无限。     

论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贡献

周恩来是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他在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三篇关于统战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文章,为知识分子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首先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的著名论断,深刻论证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对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有“导夫先路”、开启先河的作用。周恩来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始终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子,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帮助知识分子的进步和提高,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语言使用与框架设置——框架分析的本体论基础与方法论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忽略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本体论差异,由此导致了客观主义本体论预设：社会现实是“注定如此”的。这一决定论立场受到人本主义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社会现实“本来可以是其他样子”,因为它是基于人们的意义而形成的,而意义是基于特定情境而建构出来的,具有随机性。基于这种社会建构论的本体论,学者们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然而,尽管质性研究有助于克服社会决定论,但对于如何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结合起来的方法论基础的讨论较为薄弱。自戈夫曼在1974年提出框架分析并被学者广泛应用后,这一情形有望得到改变。文章对框架分析的本体论基础（设框作为社会建构过程）以及方法论意义（框架分析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勾连起来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