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宗教仪式音乐形态中的道德观——以湘西龙鼻嘴村为例

苗族宗教仪式音乐形态中的道德观蕴含了人伦道德、自然道德与社会道德。在苗族宗教仪式音乐形态中,经书的念白及吟唱内容体现了苗族道德与宗教的紧密粘连性,以及道德规约的朴素性等。苗族宗教仪式音乐形态中的道德观要与当代社会道德相适应,实现其当代价值。     

民国时期特种教育在凉山彝区的组织与活动

民国时期,部分彝族子弟求生存和谋发展的愿望被国民党军统组织所利用,他们以招收成都军校学生为幌子,在“乐西公路”筑训班采取貌似自愿报名的公开方式,通过精挑细选和隐瞒真实信息等手段,将不明真相的彝族学员带到重庆,送入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企图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地方军政协助人。但受特定时间、空间、文化的影响,军统机构在彝区的组织、活动基本尚未成熟即夭折。梳理和呈现这一史事,能让读者从一个特殊视角了解民国时期所谓“独立倮倮”与汉区,乃至与中国以外的世界之间实际存在千丝万缕,或直接或间接的复杂联系;看到在对于制度的顺从与抗争和身份的认同等方面,彝人个体实际仍有主观能动的余地。由此,提示读者理解中国内地边疆“中间圈”的彝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之曲折经历,包括当事人的博弈策略及后果。     

"倾听城市":都市治理的审议民主——以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规划中的公民参与为例

都市治理中政府与资本的力量限制了公民参与的发挥,审议民主理论认为,都市治理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政府与公众寻求到合作的可能,经过公众审议和公共辩识讨论,不仅可以优化决策,也可以培养公众的政治美德.文章以911事件后的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规划过程中的"倾听城市"公众审议活动为例,分析了审议民主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提出审议民主对中国的借鉴作用.     

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终结了实践哲学,开辟了哲学实践。马克思在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不是创建了实践哲学,而是丰富了哲学实践。通过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社会活动、历史活动和世界活动,哲学政治化,政治哲学化,这是我们思考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必须面对的,也是我们探讨当今全球社会实践无法回避的。     

历史主义方法及其对社会历史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在把握客观历史中,具体体现为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历史比较方法、阶级分析方法、逆向考察法等.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明确承认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还就如何理解历史规律作出了方法论上的指导.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解读,其要点包括:对社会历史要"从实践方面去理解";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水平;坚持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相统一;坚持社会活动与个人发展相统一;在历史认识中采用价值分析方法.     

从国家防范到巩固现代性——通过腐败现象的谱系分析玻利维亚政治活动的转型（1982—1999）

迄今为止,大多数涉及玻利维亚腐败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聚焦于腐败对政治的有害影响,或者聚焦于前现代的政治行为和腐败行径间的假定性联系。第一种方法对应于“善治”的不同潮流,试图剖析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第二种方法,与“现代化”的各种潮流结合在一起,以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诸类型为基础。通过诠释这一德国社会学家的著作,该方法声称,这是一种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没有任何界限的传统、祖传实践向建立现代国家的理性、法定实践的转变。     

女性形象动态变迁的宗教镜像——对凉山彝族毕摩教反思的性别视角

彝族女性形象在历史变迁中其社会主宰形象逐渐模糊,家庭从属形象逐渐清晰,主要从女神主宰地位的衰落、女性祖先神的从属化、女性被视为鬼怪根源、女性由法器保管者到玷污者、由神职专属到资格丧失等方面表现出来.毕摩教视野里动态变化的女性形象,展示出彝族女性在社会中逐渐"边缘化"、"卑微化"的变迁过程.     

论历史调节机制

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最基本的历史调节机制,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构成人类历史得以维系、延续和发展的永恒纽带和基础。当然,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的调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都不可能是单独起作用的,必须综合运用上述历史调节机制,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亚里士多德论快乐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集中讨论快乐问题的地方有两处:第七卷11—14章和第十卷1—5章,在表面上好像得出了快乐是一种实现活动和快乐完善实现活动两种不同结论。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两处分析完全一致而又相互补充,从而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对快乐性质和价值的完整理解:快乐在于我们正常品质的完善的实现活动,是其中必然产生的我们灵魂方面的感受和情绪,这种令人愉悦的感受和情绪将加强我们的相应的实现活动。     

非正式嵌入、蓄水式成长与村庄宗教传输镜像——以皖南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的生存状况为研究个案

本文通过对皖南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的分析研究,发现在非正式宗教团体嵌入村庄的过程中,缘于宗教传输载体,区域内生秩序以及宗教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加上缺乏必要的外在规制,出现了一种宗教三棱镜的现象.宗教伦理在经历了连续性的想象后变得支离破碎,每个传教者都根据自己所认可的伦理体系组织宗教团体,导致村庄中教派林立.各个宗教团体的成长路径类似于一个蓄水的过程,在宗教团体发展的初期,受组织能力的限制,均关注于组织内部事务.随着宗教团体的发展,各个宗教团体之间也逐渐呈现出差异,各团体因实力不同,组织目标也日趋异化,不同的团体为实践自己的组织目标而进入了新一轮的博弈,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宗教异化的现象.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框架下,村庄宗教治理需要开辟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