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北各民族宗教的相互影响及其启示

滇西北是举世瞩目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都非常富集的一个区域,该区域有“三江并流”、“丽江古城”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也是“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的重要区域.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是滇西北各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翔实的资料,论述了滇西北各民族宗教及其相互影响,诸如整合多种宗教因素而形成新宗教、跨族宗教信仰、各民族圣境灵地的共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的活佛转世等.提出当下面对宗教的变迁,应该借鉴历史经验,促进滇西北各民族宗教关系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关于邪教与宗教本质区别的哲学思考

宗教与邪教是一对“孪生”的文化现象,但他们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历程却迥然有别.以社会性为切入点,从哲学的高度和历史的视野,对宗教与邪教的本质区别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开其神秘的外衣,进一步推进文化反邪.     

近代基督宗教报刊的创办与发展——以海洋亚洲为视域

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是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和亚洲传播的重要媒介。近代以来,基督宗教报刊沿着海洋逐渐在亚洲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并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其方向大致是从东南亚一带延伸扩展至澳门、香港乃至中国本土的广州,再北上上海、天津,并以海洋中国为基地向内陆和周边地区辐射。虽然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出自西方传教士,但对海洋亚洲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涉入却无法超越固有秩序,这便要求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人在书写和言说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主体性。首先,这些基督宗教报刊不仅仅是对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且是以互动的方式探寻当地人对于基督宗教、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接受途径及其效果。其次,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放弃了以讲经传道为主的宣教策略,转而关注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时局动向,将基督宗教塑造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上述做法也使基督宗教赢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先进知识分子的好感。一方面,他们通过阅读报刊等从基督宗教中找寻救人、救国、救世的真理;另一方面,他们还将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当作自身赖以生存的舆论平台。他们不但演绎了独特的家国情怀,还在与基督宗教的对话中充分伸张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在客观上加快了基督宗教报刊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文化的融合。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传播既是基督宗教在世界扩散的重要动力,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各界人士理解和接受基督宗教与西方文明的方式,还成为现代文明的成长要素。     

近代早期宗教冲突对英国宪政的影响

自亨利八世在英国开启宗教改革运动,宗教冲突就一直充斥于16、17世纪英国社会变迁的洪流之中。长期的宗教冲突给英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也在宗教冲突的长期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方面是存在千年之久的教权与王权二元并立的政治格局在宗教改革完成后彻底终结;另一方面是宗教冲突直接推动了17世纪两场宪政革命的爆发。在此作用下,至17、18世纪之交,近代英国宪政体制初具雏形,议会主权原则、新教国王原则及人权原则等英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最终确立。     

南岳宗教旅游产品深度开发探析

南岳衡山宗教旅游资源丰富、宗教文化源远流长,但其宗教旅游还存在层次挖掘不够、时空发展不平衡、接待人员杂乱以及市场影响力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对南岳宗教旅游产品开发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南岳的特色旅游资源,寻求制约南岳宗教旅游产品开发的瓶颈,并从挖掘文化内涵、整合资源、缓解供需矛盾、提高接待水平、重视市场定位等方面提出其深度开发策略,力求提升南岳衡山宗教旅游的品牌形象,促进衡山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简评陈明的“文化儒学”

与蒋庆、盛洪与康晓光汲汲于儒学的政治路向不同,陈明以"即用见体"为立论基底,以"公民宗教"为现实进路,力图从文化角度来重建儒学理论体系。所谓"即用见体",是指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完满地表达、呈现出来,进而构建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陈明以"即用证体"和"即用建体"来构建儒学理论体系,超越了"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对举模式。通过批判国教说,陈明提出了"公民宗教"作为实践"即用见体"的现实进路,强调其社会基础和对个体生命之思想体系的完善;认为儒教的实际功用、现实境遇和研究现状为"公民宗教"提供了可能;进而认为儒家的"生生之德"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的善"可使"公民宗教"与宪政实现对接。陈明之"文化儒学"将国人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与文化重建联系起来,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思维路向,但也面临着挺立与完善"文化儒学"的本体形态和宗教进路的现实困境等难题。总体上,陈明"文化儒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大陆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试论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及其突破——兼评《邪教的法律治理》

邪教是否属于宗教？反邪教与宗教信仰是否冲突？如果两者不冲突又如何实现两者的＂两全＂？这些是我国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也是我国在反邪教国际斗争中的软肋。刘正峰、周新国两位教授合著的《邪教的法律治理》在宗教事实评价标准基础上提出的邪教事实宗教说、国际宗教自由有限自由说及其反邪教立法建议,突破了我国反邪教法学的三大理论瓶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反邪教法研究。     

试论苯教研究中的几点争议

苯教,又称为"苯波教",是根植于藏族原始文化之中,并对藏族文化的特性及传统有着深远影响的一种古老的宗教。学界一直都对苯教的研究保持着强劲的热情,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研究者及其颇具功力的论著,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无疑是可喜可贺的。然而在欣慰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如就"苯教是否为原始宗教"、"苯教是否为萨满教"等问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和混乱。对此,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梳理和规范。     

儒教与重振儒教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儒教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儒教自身的优越性有三点:一是能争取到更多的大众;二是更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三是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教作为宗教的四个条件业已具备:孔子即是儒教之神,《论语》即是儒教之圣经,各地的孔庙、文庙、夫子庙、书院即是儒教的组织基础,崇拜与信仰儒教的信众分布世界各地.重振儒教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恢复祭孔仪式.其次,普及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大众化,为建构儒家圣经打基础、作准备.再次,恢复孔庙、文庙、夫子庙和书院.     

公民宗教与政治制度——作为公民宗教的儒教建构之制度条件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公民宗教.这是他为现代政教分离之后的世俗社会提供神性价值的尝试.公民宗教旨在以简单的教条促成公民对是非好坏的判断.其后,贝拉对公民宗教做了进一步阐释,强调公民宗教神圣的菲宗教定位,凸显了宪政制度与公民宗教的相互依存关系.归纳起来讲,公民宗教是立宪民主社会的公民习性训练方式,它依赖于宪政制度多于仰仗民俗习惯;它是现代的宗教形式,而不是传统的由信仰神学、仪轨仪式与生活方式构成的标准宗教.对一切尝试儒教复兴的人而言,要将世俗性与神圣性兼具的儒家学说完全改造成标准宗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