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财产非法贩运行为国际刑事规制的强化探析

文化财产非法贩运行为的国际刑事规制呈强化动向。参与此议题的国际机构越来越多,新的国际文件相继出台,所涵括的内容更为明确具体。这一强化动向是基于文化财产非法贩运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以及跨国性特点,也得益于“人类共同遗产”理念的推动。我国应据此强化预防措施,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和打击文化财产的非法贩运行为;应根据新的国际规则审视和修订现行文化财产立法,规制文化财产的非法进口行为,并考虑将其入刑;且应增加条款明确文化财产市场参与者的尽职调查义务及其相应的违法责任。     

论刑法因果关系

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刑法实践上,刑法因果关系都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刑法偶然因果关系能否成立的答案则存在于内外因对立统一原理、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原理、因果性与必然性、偶然性辩证统一原理、原因与条件的区别之中,并在刑法实践中得到最终验证。如果刑法偶然因果关系难以成立,则刑法必然因果关系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宗族网络、收入差距与农村家庭人情支出——基于CFPS2014的实证研究

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之下,人情支出负担过重成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从宗族网络结构的差异和村庄收入差距状况两个角度切入,对中国农村家庭人情负担的基本状况以及人情异化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家作为人情往来的行动单元,人情负担在不同家庭结构、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上呈现出异质性;宗族网络发挥了规范人情秩序的积极作用,在宗族网络强度较高、规模较大的地区,家庭人情负担较轻;收入差距加重了人情支出负担,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家庭人情负担越重,且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但同时,宗族网络能够缓解这一负面影响。本文呈现了乡村社会变迁中人情支出负担问题的区域性差异,并揭示了其核心影响机制,为理解农村居民交往行动逻辑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观察视角和机制性的理论解释。     

见死不救罪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贾谊有“见死不救罪”吗?在法律的世界里真的是有“见死不救罪”。如我国《刑法》第429条就规定了“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在战场上明知友邻部队处境危急请求救援,能救援而不救援,致使友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对指挥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实践中也判过这样的案例,如在1999年河南省某法院就将一名见死不救的派出所副所长判了刑。     

魏晋南北朝家庭与家族、宗族关系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日常生活中,家族、宗族内部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是族内各家庭之间联系的主要形式。在战乱时期,在家族、宗族中有实力、有影响的家庭的领导和感召下,家族、宗族对个体家庭的凝聚力大大加强。经济生活中的赈恤,也体现了家族、宗族内部各家庭之间的联系。     

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完善构想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中介组织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在经济生活中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日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就本罪在立法上、司法解释规定的条文中以及在司法操作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提出了一些完善构想。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刑法多次从严根据论

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按其规范功能可以分为三种法定类型,即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和作为累计载体的多次.以多次盗窃为代表的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和以多次抢劫为典型的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都体现了立法者的从严态度.多次从严的根据来自两个方面,即客观方面的违法性增加和主观方面的罪责增加,其中,罪责的增加是多次从严的首要根据,而违法性的增加仅为其次要根据.多次从严的上述根据对于多次的立法、解释与适用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解释论上意义尤为突出.     

浙江横垟村纸山文化的内涵、传承及变迁

“纸山文化”是温州泽雅地区独特的一种区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文章通过浙江温州泽雅镇横蛘村宗族的个案研究,挖掘纸山文化的内涵,解读纸山文化传承与变迁,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我国贪污犯罪的立法缺陷和完善

从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到现在,我国刑法中对贪污罪的相关立法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贪污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定罪量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笔者对当前立法进行认真分析后,指出当前立法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