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之刍议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当代旧体诗词迅速兴起,近年来从复苏走向复兴、甚至是一派蓬勃兴旺.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具体表现在,旧体诗词创作参与者众多,出版物繁盛等方面.这既是汉字音形特点与诗词形式的精妙配合,也是古典诗词形式所具有的独特审美效果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情况,遵循:一、从心所欲不逾矩为原则;二、树立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三、提倡抒发真情、平等宽容、美人之美,此三径或可得益.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祖先崇拜与人类主体地位的觉醒——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诗经·商颂》与《诗经·大雅》中带有史诗因素的祭祀祖先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商、周部族对自己始祖的歌颂,以及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发现和尊重,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高——由自然主体转变为社会主体,有了明确的"类"意识。但这种意识是是群体的,因为,这时的个人还没有能力离开集体独立生存,也就不可能产生个体意识。     

同志：请不要违反《统计法》!

新《统计法》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对统计违法违纪现象做了明确界定。但不少同志,由于统计法制意识淡薄,可能做了违反《统计法》的事情而不自知!但法是严肃的,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主动还是被动,只要触犯了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在欢呼新《统计法》出台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实施的同时,有必要做一个善意而严肃的提醒：同志,请不要违反《统计法》!     

道德箴规与中国文学叙事的救赎情结

惩恶扬善的道德箴规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民族心灵文化图景上形成一种追索历史、质问自我的叙事张力,这种拷问灵魂的理性主义取向,影响着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发展轨迹.对人性的挖掘,对故事结局的设置,呈现出一股基于民族心理积淀的救赎潮流.现实生活中的巨大情欲磁场,促使神道设教向人情回报位移,道德说教流于形式,其针对现实社会的救赎效果往往被汹涌的写情道俗思潮所冲蚀,受到一定范围的打压,消解了它的道德震撼效应.     

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以台湾为例

本文论述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首先,考察西方公民意识的演进与内涵.其次,论述台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三个时期的公民意识:(一)威权(刚性/柔性)统治时期的公民意识(1950年-80年代末);(二)民主转型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三)民主巩固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从而得出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辩证发展的若干实践经验.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后,所呈现的是:(一)公民社会由"二分法"朝向"三分法"的界定;(二)由宪政体制的巨大政治工程,转向社区治理的微型工程;(三)公民社会除了关心政治议题之外,也扩及文化公民权与公民美学;(四)审议式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尝试.最后,本文提出初步的结论和议题讨论,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学术史反思

在后现代主义经由经典化走向历史,和后现代主义研究经由普泛化走向体制化的当下,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在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现代"与"后现代"及"解构"与"建构"关系的处理等方面存在倾向性问题.值得作适当的学术史清理.     

徘徊在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

革命意识规约下的女性意识,作家真实自我的鲜明印记,百转千回的情感郁结和体验,既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主旨暧睐不明、意蕴横生的主要原因,也造就了它超越时代的永恒艺术魅力.从叙事状态、丁玲特殊的人生经历、写作传统和个性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个人化解读,认为正是作者在革命者和女性身份之间的游移,业已形成的五四写作传统与新的革命形势的遭遇,被国民党囚禁的屈辱经历和强烈个性注定的表达欲望的纠结,带来了文本的复杂性、开放性,使文本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     

契科夫笔下“小人物”的解构

契科夫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小人物”身上具有一些共性：人性的异化与思想的套子,而这些共性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警示作用。     

相似的执著 别样的歌吟——郑燮与唐寅生命意识之比较

郑燮乃“扬州八怪”之翘楚,唐寅是“吴中四子”之魁首,两人皆以行迹怪诞、狂达自放斐声文坛。郑燮一生兀傲高洁,不苟与俗;唐寅更是风流跌宕、傲睨一世。但在生命支点的寻觅和探求上的不同抉择,却使他们虽有“相似的执著”,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别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