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仪式展演与象征意义：民间仪式中的多神信仰及其社会功能——三川土族“纳顿”节及多神信仰习俗的人类学考察

信仰是一种观念,仪式却是一种实践.民间仪式的社会功能在于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把社会的价值灌输给个人;仪式也是演绎着社会的冲突与平衡的舞台.现代人类学通过反思仪式及其展演,透过仪式的象征秩序和象征意义,揭示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关系."纳顿"傩祭遗俗,不仅仅是人神共舞的民间舞台,它还是民间底层社会资源、权利、公共空间、经济利益等分配、再分配的博弈场域;这里也是乡民社会秩序整合与调适的平台,是民族文化传统延续、再延续的生命场.但是,在一种全球化话语的背景中,变适毕竟是难免的.     

国际权力与秩序变革

权力是行为者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能力.在任何政治秩序中,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秩序的变更,是由于该国际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发生了断裂.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而世界秩序的和平变革,必须在权力和道德两者之间寻求艰难的妥协.     

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区权力与秩序——基于广州市一个城中村的研究

渐进的市场化和突发的制度变迁导致了城中村的权力格局和社区秩序发生了种种变化,居委会—村公司构成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目前已经成为城中村特有的"双轨制"权力模式,本文以广州市J社区为例深入分析这种双轨制的内在机制,认为社区内存在两种基于资源依赖基础上的循环链,由此带来了社区秩序的双重规则。     

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

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秩序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资源与市场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走先发现代化国家同类型的道路,故而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以文化重建为主要内容的村庄建设。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内在缺陷是缺少群众参与性文化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培育这种组织与动员机制是中国通过另一类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也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内涵所在。     

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罗兴亚问题对缅-孟关系和地区秩序的影响

罗兴亚问题是一个多世纪前英殖民者在亚洲埋下的诸多“民族问题”之一,也是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难解的“痼疾”。2017年8月以来,罗兴亚问题的再次爆发给相关国家造成巨大冲击。缅甸在打击罗兴亚暴力活动的同时,反对国际干涉,试图牢牢把握该问题解决进程中的主导权,而孟加拉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等不同层面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寻求将罗兴亚人遣返缅甸,立场的对立使两国关系陷入僵局。而美国和印度介入罗兴亚问题则使地区秩序进一步复杂化,并在舆论和安全等领域影响中国的利益。2020年1月17日至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中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也给“罗兴亚问题”的解决带来新契机。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