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官僚制,跳出"周期率"——新时代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的新探索

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封建史,在治国理政方面前人给后世留下许多不朽思想智慧,大一统的官僚制度体系便是其中之一,它成就了中国60多个封建王朝的兴盛和发展,也因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使历代王朝终未逃脱覆灭的宿命,这便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没停止过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努力与探索,其成功经验和智慧最终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说中国历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历史周期率"问题,那么在西方500年发展史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则是"经济周期律"问题。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只有从"公共事物动机"入手,才能克服中国传统社会"官僚制"假设和西方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和领导力的提高。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英格兰宪政与现代理性官僚制问题——重访韦伯的“英国法问题”

本文以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为文本基础,系统地比较了英格兰普通法宪政与欧陆理性官僚制两种政体建构逻辑的差异。理性官僚制的政体逻辑以"支配"为特征,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通过齐一化和常规化的方式治理。韦伯以理性官僚制为现象基础所概括之理论框架,不足以描述与理解普通法宪政。英格兰普通法宪政的本质是社会权力对国家体制的渗透与重塑,相对于绝对主义国家的逻辑,乃是一种全新的政体逻辑。     

母子公司文化控制研究述评与展望

文化控制是有别于官僚行政控制的非正式控制机制,母子公司实现预期协同目标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强调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文化控制。本文从母子公司文化控制的内涵、功能、影响因素、度量指标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学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改造官僚行政: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探索

过去一个世纪是官僚行政迅速发展的历史,也是其不断遭到批判和改造的历史。本文从官僚行政的形成与缺陷出发,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三个西方主要的公共行政理论对传统官僚行政的批判与反思,以期对我们正确认识官僚行政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有所启示。     

试论官僚制度下拒绝语言行为的类型及使用情况——以《官场现形记》为例

拒绝言语行为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言语交际双方的被动方用言语否定主动方提出的能够对被动方的行为产生影响的请求、要求、安排、建议、邀请等。笔者倾向于按方式划分的意见,而按内容划分的类型实际上是拒绝言语行为使用的情景,借此分析官僚制度对拒绝方式使用的影响。     

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

泰国的经验表明，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官僚系统并非不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旧的传统通常会得到强化而不会“自动”发生变革，而这种未经改造的传统往往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独特关系，即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经济发展给大部分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易于获得人们的拥护，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更意味着整个民族的彻底现代化。因此，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代价，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     

宰相制之丧钟为谁敲响——明代官僚君主制分析

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因素。明代以前,延续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一直是代表官僚集团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宰相废除后,表面上看是皇权对官僚集团的一次胜利,而实际上是使皇权专制的本质趋向于一套较全面而有效地制约,在一个宏大的制度平台上实现了大致的平衡。     

论公共利益偏离原因及对策

公共利益被现代政府号称为行政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但公共行政实际执行过程中常常发生公共利益偏离现象,给公共领域带来一系列的困境。政府自利性、官僚制度的非人格化以及官僚制度的效率优先性是公共利益偏离的缘由。以公共行政服务机制民营化、街头官僚权力控制化、知识权力民主化为公共利益偏离问题的减轻提供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