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的名著《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是一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通过研究清代荒政，从正面揭示出官僚制度的价值，并给予清政府以极高的评价。本文依靠国内学者关于清代荒政的研究，对其核心资料《赈纪》的使用、救荒实效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着重就其对粥厂认识的错误予以分析，并指出这种错误主要是在分析传统中国问题时，应用国家一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所出现的问题。     

委托人、顾客还是公民——加拿大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三种模式

加拿大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存在三种模式,即官僚制模式、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目前,加拿大地方政府的组织形态正在从传统官僚制模式向后官僚制演变,且在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这两种基于完全不同的假设和价值的模式之间徘徊。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更多地接纳公民权力模式。在民主制之下,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与公民社会一起做出政治决策,并通过民主过程充分地执行这些决策。     

论公共行政中的个人伦理自主性

人们通常将政府的腐败与低效归结为官僚机构中的个人的不道德。研究表明,尽管理性人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也会受到良心的约束,其行为的道德属性很大程度上跟他所处的环境有关。官僚体制造成个人对组织机构的绝对依附和个人责任感的丧失,对官员的伦理自主性产生影响。而要提高个人的伦理自主性,不仅在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而且在于个人自身伦理意识的加强。     

清代北京文人官僚的居家观念与时尚

北京一向以文人官僚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城居者在构筑居家样态和风貌的同时 ,也会展现出社会观念、价值标准以及文化时尚。清代文人官僚的居家观念与时尚 ,表现在对营建房屋的物质投入与精神投入上 ,以奢靡化为主要特征 ;房屋的建筑格局与居家方式 ,处处为礼法制度及其观念所约束 ;园第合一的建筑格局已为包括满族在内的士人官僚所倡导。值得注意的是 ,人们在造屋时所严格遵循的儒家礼法 ,却很少影响到园林的构筑。这似乎可以说是在封建政治程序化链条上出现的不规范的一节。     

理性行政与德性行政的纽结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不同于理性官僚制,但并非韦伯所谓的“相对非理性”的制度,中国的原生官僚制是高度理性化的,但后来不断羼入德性的因素,最终在理性化取向与德性化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形态—传统官僚制,它将刚性的理性行政和柔性的德性行政糅合在一起:其制度架构是理性化的,而制度精神却是德性化的;以官员为主体的政务活动是德性化的,以吏员为主体的事务管理是理性化的。这种以德性驾驭理性的双层结构,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弹性和自修复能力。     

——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之道德检视北大核心CSSCI

现代官僚体系是当今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组织所通用的组织管理形式,它体现了科学理性精神,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现代官僚体系的科学理性精神却具有内在的道德破坏力,它使管理者的行为过程与行为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导致了技术的道德化,从而使管理者道德责任意识模糊,消解了管理者的道德责任能力。鲍曼认为,走出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困境,防止非道德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关怀他者,重塑管理者的道德责任。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检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官僚制组织制度的认识,对于我们改进和完善现代官僚体系及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试析官僚科层体制与媒介组织管理的行政化

我国媒介组织由于其责任和地位的特殊性,在组织管理的过程中体现出官僚科层体制的特征,本文阐述了媒介组织管理过程中与科层体制相结合的优势和弊端,并指出知识经济时代应将层级管理与权力节点化相结合,将人本思想融入管理。     

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认为,孝宗末年出现了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在两大集团斗争中,姜特立代表新皇权,充当了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是职业官僚派的幕后主持人.为此,余氏试图证明与姜特立有唱和的黄正言就是攻伪学甚力的黄抡,但有证据表明,黄正言乃是名列伪党中的黄度,这就恰好证明姜特立与理学集团的交好,而使余氏的立论完全落空.余氏还列出攻伪学人之中有数位与姜特立有唱和,以具体说明姜特立确实网罗了一批官僚,发挥了桥梁作用,但姜特立与伪党之人也有友好往来,故其说难以成立.姜特立既遭受过理学集团的排挤,也遭受过官僚集团的打击,这都说明姜特立不足以代表新皇权,而只能代表他自己.     

西方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价值—行动”模型框架的修正

官僚制作为一种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设计,基本目标是协助国家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进而实现合法性的提升,所以,这种规则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的可以确保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处于一种可控状态的理性设计。从理论上来看,目前存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官僚模型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博弈决策模型,前者更强调法治的价值导向,后者更关注现实中官僚的行动选择,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将价值和行动割裂开来,所以这两种理论存在国别和时空上的缺陷。基于此,可以官僚体系的“价值—行动”模型为分析框架,弥补上述两大西方理论模型的解释困境。     

论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作为公共行政的组织基础,官僚制对于公共行政具有管理、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的行政发展需要对官僚体制在上述三个维度加以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的和谐统一.行政发展的困境就是官僚制自身的组织缺陷在管理、政治和伦理三个维度上的集中体现;同时,官僚制的公共性特征导致在管理、政治和伦理这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内在逻辑困境.这构成了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