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官僚资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政权的资本化和部分资本的官僚化,新兴官僚资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焦点,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其中,官僚制或行政集权制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官文化或官僚政治文化是其思想文化根源.如何防止政权资本化和资本官僚化,以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克服官文化,以公有制经济克服官僚资本,以民主法制克服行政集权制,以民主的权威克服官的权威,就成为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环节,成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官僚体制与民主行政:改良而非替代

官僚体制被认为是工业时代实现效率最理想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一味诉求,忽视民主、公平等价值理性,因而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行政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和政治理念对官僚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民主行政并未提出一种可以替代官僚体制的、具体且成熟的组织模式。在现代社会,官僚体制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其与民主行政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对官僚体制的改良而非替代。     

托勒密埃及官僚制度探微

托勒密埃及的官僚制度较为完善,中央和地方各部门都有一大批官僚。这一时期的官僚制度具有某些特点,如官僚体系庞大,官僚任命、升迁具有条件性,官僚之间的权力界限很模糊,以及官僚之间是严格的隶属关系等。     

官僚制之于中国国情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官僚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官僚制过时”之说浮出水面,但是结合中国自身的情况,官僚制并没有过时。在中国,建立官僚制仍有重要的意义,应该结合国国情探索建立官僚制的途径。     

从“技术官僚”到“职业官僚”——翁文灏从政之路与蒋介石关系探微(1932—1949)

九一八事变后，地质学家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并获重用，进入国民政府体制内。全面抗战后，翁文灏主要负责与其专业相关的资源调查与工矿开发，属于“技术官僚”。全面抗战爆发后，翁主管战时经济建设，领域扩大到工业生产、资源开发、易货贸易等事业，随着权限扩大，也卷入体制内的政争。抗战胜利前后，翁出任国民党内职务与行政院副院长，已逐渐变成“职业官僚”。1948年，翁任“行政院长”,更深地卷入官场纷争和派系纠葛之中。翁文灏是民国时期“学者从政”的典型，他的经历显示，沉浸体制日久，从政学者的角色也有变化。相比而言，充满理想的学者对体制的改变有限，而官场对学者的改变也许更大。     

马克思对黑格尔官僚制理论的批判及其当代意蕴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阐释了其官僚制理论,认为官僚制代表了普遍利益,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起中介和调节作用.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颠倒了官僚制的本质,指出官僚制是将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是一种内容上的形式主义,并提出用民主制替代官僚制度的设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要借鉴马克思官僚制批判思想,警惕权力的异化,遏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赋予人民更加彻底的民主权利.     

中国政治的变与常：长时段的历史透视

中国具有悠久、复杂而独特的政治传统，长时段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渊源和特质。3000年、200年、100年三个时间坐标，彰显了中国政治的变与常。“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后，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君主制、儒法兼用的政治形态形成并长期延续和发展，这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的底色。19世纪以降，为实现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近代启蒙传统得以融入中国政治体系。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三千年来，中国政治在制度和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但一元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得以长期延续，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逻辑。     

街头官僚理论视域下我国窗口执政治理现代化

街头官僚理论已经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和研究,但这一理论不是1977年才出现的,而是出现在1969年.街头理论研究,在国外主要沿着三个主线展开,在国内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窗口期已经从医学领域扩展到公共政策研究中,而针对窗口执政治理,可以建立一个窗口政务函数理论,来对窗口执政能力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实现窗口执政治理的现代化.在政策或改革窗口期工作的窗口公务员,更容易滋生谬误性执政.克服谬误性执政,需要从优化工作环境、完善激励制度和强化权力制约机制等方面去努力.同时,规制窗口期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也要从完善相关法律、加强责任控制和提高行政素质等方面去努力.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