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人生——内蒙古人物掠影

这次随中宣部采访团22天的内蒙古之行,由西向东一路走来,沿途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格外吸引我的视线,让我为之驻足、为之留恋、为之动情。他们之中,有政府官员,有企业经理,有从异乡来内蒙古扎根生活的外乡人,有纯朴的少数民族牧民……这些人在人群中可能只是个体,然而,正是这千千万万个个体,共同见证、共同努力实现了内蒙古自治区60年的辉煌。     

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基于首次土地行政问责73个案例的分析

为遏制土地违法,规范土地行政行为,我国建立并实施了土地行政问责制。在研究2011年首次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后续发展情况时发现,73名官员已悉数复出,但存在复出时间模糊、复出过程不透明、复出门槛低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反映出当前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官员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不规范不仅会降低土地行政问责的惩戒、警示作用,更会使公众对土地行政问责制失去信心,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完善土地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等措施,对土地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进行规范管理,以此来增强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及有效性。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是一项很有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对其进行总结、研究,于当前改进干部考核工作,仍有重要启示:考核主体的素质至关重要,考核原则必须是德才兼备,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须规范化,考核法规体系必须不断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必须行之有效,考核必须起到奖廉惩贪、赏罚分明的作用。     

行政约谈的治理功能、作用逻辑与法律规范

行政约谈是在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政府治理手段的创新与变革,其以国家权力为逻辑基础,通过科层内部、科层外部两种约谈形式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引导与规范,实现了行政执法从威慑到遵从的理念转变。行政约谈能够实现从模糊性负面趋向到确定性正向发展的转变,兼顾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治理效率,弥补制度漏洞与破解治理困境,但也有可能被异化为一种权宜之计、避责手段。基于此,应完善行政约谈制度建设、强化行政约谈法治约束、加强行政约谈监督问责,以保障行政约谈良性发展。     

试析唐朝文官武将投降安史叛军的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的一些文官武将主动投降叛军,在安史叛乱政权中担任要职,为叛军出谋 划策,进一步助长了叛军的嚣张气焰。那些在唐朝有较高政治地位、有相当影响的文官武将主动投降安史叛 军,既是当时政治腐败的产物,又是李林甫、杨国忠压抑、排挤、打击甚至陷害同僚的结果。而从根子上说,是 唐玄宗晚年专以声色自娱和用人不当的结果。就主动投降者本身来说,既是排泄怨气的途径,又是报复唐玄 宗、李林甫和杨国忠等人的手段。     

宋代监察制度弊端管见

一般认为 ,宋朝承隋唐、五代之制 ,又略为损益 ,建立有比较严密的监察制度。但如果认真剖析宋之监察体系 ,其弊端颇多 ,主要表现为 :第一 ,从机构设置上看 ,监察机构重叠 ,上下间又互不统属 ,监察职能为之分割或壅滞 ;第二 ,从监察官员的职权上看 ,受宋代职官体系中官阶与差遣分离的影响 ,出现了名为监察官而实际不司监察的情况 ,削弱了监察职能的发挥 ;第三 ,从监察官员的选任上看 ,宋循汉唐成制 ,选任一些资浅阶低的官员执行监察 ,但他们缺乏权威 ,难孚众望。下面允许我们从这几个方面陈述一下自己的管见。一首先 ,宋代中央及地方监察机构…     

进军餐饮业的李娜

退役后的李娜摇身一变,披上厨师服,亲身诠释她与新元素合力推出的全新一季菜品--“娜般辛鲜”。什么是“娜般辛鲜”？赛场上,娜姐霸气挥拍,赛场下,娜姐和赛场上一样真性情,她一手打造网球学校,发布“LI NA李娜”品牌,在6月晋升辣妈后,她的“辛辣”之气似乎并没有收敛,依旧气场十足,还是场面上的王者。     

2015年中国白领工作生活满意度降低"未升职""休假少"成主因 ——《智联招聘2015白领满意度指数调查》

2015年结束的前一个月,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白领2015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智联招聘发起《2015年中国白领满意度指数调查》.本次调查分别从白领的工作满意度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状况两方面进行,工作满意度涉及薪酬、福利、培训与学习、职位晋升和人际关系五个方面,生活满意度状况包括身体健康、阅读、休假、陪伴家人和心理健康等五个方面.     

对宋代官员俸禄水平的再认识

关于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古往今来,学者见仁见智,说高说低均大有人在。论文从理性思维或逻辑思维的角度来观照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不局限于前人之说,而是从当时的社会舆论、价值观、俸外收入、做官后的经济效果来考察宋代官员俸禄水平,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是丰厚的,俸禄的整体水平是较高的。     

社会化媒体时代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除了传统的媒介素养外,还应包括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和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接触情况和在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上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而在与公众的交流意识与能力上的媒介素养还受到职别的高低和政治身份的影响。这表明公务员的权责意识还有待加强。尽管政府官员们都认识到政务微博、微信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障,尤其是领导重视不够,都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此外由于欠缺绩效考评机制和相关的集中培训,导致政府官员在面对时表现得较为被动,出现滞后性以及"躲猫猫"的情况。为此,未来的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加强公务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增强权责意识,面对危机,共同应对。从新闻发言人培训过渡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