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受贿同罚能否夹击腐败分子

最近,随着周久耕、文强等一批腐败官员的落马,反腐再度引人注目。对于贪官,从法律到政策都是坚决打击,然而对于行贿者——官员腐败案的另一方——打击力度却还远远不够。于是有人提出借鉴国外经验,将行贿与受贿同罪同罚,形成对腐败的夹击势态。然而,“接轨”条件是否成熟？效果会有多大？舆论颇有争议。     

人才选拔应兼顾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汉代察举制的启示

我国封建时代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察举、荐举和科举。察举是由地方官员首先考察,发现人才后向朝廷举荐,即先察后举;荐举是由专门负责官吏人事工作的中正官将各地推荐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然后向朝廷举荐,即荐而后举;科举是通过分科考试,将考试合格人才向     

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死亡率——基于吏科题本的量化分析

依据吏科题本档案,以雍正时期的官员群体为考察对象,分析官员群体的患病类型及死亡率状况可以发现,雍正时期的官员群体所染患的病症涉及到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脏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诸种类型.基于地域环境的关系,不同地区的官员群体所面临的病症危害有所不同.从死亡率的统计分析,死亡率与某一疾病的病患数量未必成正比,一些疾病的死亡率在各地都表现得相当高,对于当时社会的医疗水平也不能评估过高.这些量化数字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学术界尤其是医史学界以疾病本身作为考察重点,集中于病理认识或者医疗技术革新方面的分析思路值得反思,"病人"及其医疗效果的考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一)

魏晋之际结合爵位和现实功行(官品在五品及其以上)决定百官谥号的规定,取消了那些仅靠父荫为爵者得谥的权利,对"有爵则有谥"的古制是一种冲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得谥官员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仅生前有爵的官员可以得到谥号,生前无爵的官员死后也能得谥,这是中国古代官员谥法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爵制变化息息相关。东晋没有明确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南朝百官给谥资格可能经过从五品上调至三品的过程,而北朝也没有明文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实际的赐谥中,官员生前在职的功劳、德行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得谥与否及其谥号的美恶。     

“碎片化”时代官员“雷语”的传播学分析

近几年来,官员由于在公共场合面的不当言论而引发的媒体事件频频出现。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负面影响之大令官员本人乃至整个社会始料不及。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是传播媒介的＂碎片化＂,使官员的宣传思维定势随时受到公众的信息公开诉求考验;传播对象的＂碎片化＂,使公职人员随时被置于聚光灯下、送到麦克风前;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使官员积多年之功构建的＂媒体形象＂随时面临被瞬间摧毁。     

换岗位先学“游戏规则”

随着组织精简或者是生产任务增加,公司会通过岗位轮换、内部晋升、内部招聘等方式实现人力资源的配置。即便是公司内部的岗位调动,工作角色的突然转变可能会让人感到措手不及。无论是跳槽还是内部工作调整,都要先学会“生存之道”。     

今天我们讲故事

为什么井盖是圆的？这个最酷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最土的问题。没错,在互联网上,最强悍的面试问题广为流传,许多问题的幕后机理也被梳理出来。例如,人们已经熟知”面试官最爱问的10个问题”。当面试官问,你还有别的问题吗？你别犯傻,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你应该回答“公司对新入公司的员工有没有什么培训项目,我可以参加吗？”并且再来一句,”贵公司的晋升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反应能打满分,可以”显示出你学习的热情和对公司的忠诚度以及你的上进心”。     

“官心病”

又一名官员死于“心病”。2011年9月21日,沈阳警方发现一具水面浮尸,经DNA比对确认为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袁卫亮的遗体。警方称,这位47岁的副厅级官员7月29日被确诊患有抑郁症,不到两个月后因精神抑郁溺水自杀。这应该是一个月内第四名自杀的官员。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多发,死因大多指向心理问题。     

县级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模型的完善探析——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观察点

县级政府是我国政府体系中沟通城乡和为公民提供具体公共服务的重要环节。我国当前的县级政府官员的政治考核制度使得官员更关心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的实现,应当通过重新设计县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增加民意因素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等方式,转变县级官员的激励机制,促使他们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     

唐宋时期安置刑的发展变化

安置作为惩罚皇亲国戚和高级文武官员犯罪的手段出现于唐代,在唐代,安置作为流刑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主要适用于宗室、驸马等皇亲国戚。到了宋代,安置刑得到广泛使用,高级文武官员犯罪往往被安置外州。宋代安置刑的广泛使用表明宋代对于官吏犯罪的处罚力度与唐代相比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