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洛与合河康氏家塾刻书事迹考述

清代合河(今山西兴县)康氏在乾嘉时期以科第起家于寒微,成为"一门四进士"的显赫家族,并形成了重学兴教的族统.其中康绍镛一支于刻书最有成就,其家塾曾于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年之间聘请名儒李兆洛为师,并借他之力相继在广州和扬州刊成《古文辞类纂》、《七十家赋钞》、《骈体文钞》等文学选本.这些选本既为名家所编,又为名家所校,加之皆系初刻,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与进路

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农民行动单位有关,农民行动单位包括家庭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家庭联合体,具体如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及地域共同体(如村民组),正是农民行动单位成为了决定乡村治理状况最为重要的内生基础之一。     

浅析中国现代景观设计 ——人、自然、科技的彻底融合

现代景观设计理论已发展到生态观时期。如何在新时期把握城市景观设计的特点，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念，已成为当前景观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基于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以及与现代人“崇尚自然”这一主题的和谐统一，从现代环境景观设计的自然、人文及科技三方面融合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并展望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创新发展前景。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参与式行政：一种新型的行政法制模式

参与式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法制模式在宏观层面推动行政法治发展、实现多元共治具有重要意义：微观层面在有效解决争议、增加行政效率、落实政府责任等方面效果显著。行政中的参与呈“阶梯式”分布,为了实现更大范围内更高阶梯的参与、同一阶梯实现更有效的参与,必须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对现有制度进行完善。     

论中国传统宗教(上)

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本土道教以及产生于明清二代的民间宗教构成中国传统宗教的内容。中国传统宗教形式多样,历史久远。"敬天法祖"的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的核心。道教和民间宗教是中国自己创立的作为社会形态的教派宗教。中国传统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神崇拜及其互融、宗教信仰的政治化、入世情怀和天(神)合德等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重社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及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元明清时期的治藏法制略论——以“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

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藏区的稳定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是又各有特点。元明清时期的藏区得以稳定发展,与历代中央政权的治藏策略是密不可分的。选取藏区特有的刑事习惯法"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通过考察历代中央政权对"赔命价"制度的不同态度及其发展情况,以揭示历代中央政权治藏法制的基本特点。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治主体的互动结构转型研究

"干部互动"是基于"体制性关联"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客观存在关系,它衔接、弥合、建构的是"国家-政府-社会"框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内在运作机理。当下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村治主体的"代理人""当家人"角色,在资源密集输入的乡村振兴时代,于"科层-关系"的底色互动关系下开始发生三重结构性分化:传统维持性取向、过渡重构性取向、现代行政性取向。我们必须明晰认知、辩证对待"村治主体互动"在城乡转型中正历经的巨大流变,应始终将村治主体作为衔接国家规范与乡土秩序的中介变量,充分激活自治性,引导基层社会走向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