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及特点探析

中国近代教案的发生发展与官绅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反洋教斗争初期的一大特色。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动机各异,促使官绅在一定程度上与群众一道进行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十分复杂。虽然官绅参加了反洋教斗争,但并非由于他们的参加而改变这场斗争的性质,因为反洋教斗争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为了阻止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渗透而进行民族自卫的一种方式。     

碑刻文本里的16世纪潮汕社会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结合其他民间文献 ,有助于了解 1 6世纪潮汕社会史的两个重要问题 :地方官绅关系和家族史建构。运用碑刻资料研究地域历史应该注意把不同碑文视为不同作者对某一事件的不同解读和阐释 ;碑刻资料也不能单独使用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所持的不同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于教育改革的不同思考。通过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可见,虽然思考的侧重点相异,但主流官绅延续了湖南自甲午战争以来积极兴办近代教育的潮流。他们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推动或参与教育改革,使清末湖南教育在整体上表现出了转变革新的强劲张力。     

晚清直隶官绅与教案

晚清直隶官员对教案的态度分为袒护教会和打击、限制教会两种,以前者为主;士绅在教案中作用主要是制造反教揭帖,参与教案。官、绅在教案处理中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矛盾。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试论宋代官绅家族妇女角色的时代特点

宋代官绅家族妇女角色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以自身文化素质辅助夫子成材立业,以经营管理家政促进家族兴旺,以懦释道三教合流之精神塑造自身理想人格。这三个时代特点并不是对传统妇女角色定位、道德规范的全面突破和摆脱,只不过是在继承贤妻良母角色的前提下,深化、拓展其内涵而已。     

“康党”与戊戌时期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

甲午战败后,在民族危机的逼迫下,酝酿已久的维新力量渐趋活跃。各路维新志士函电往返,分析时局,商讨对策。1895年后,一个有着共同变法意愿的群体,逐渐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然而,这一由民族危机催生出来的变法群体颇为复杂。其中,由康门师徒构成的“康党”与其他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对戊戌维新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造成双方关系离合转变的关键在于“康党”有着与其他变法派不尽相同的学术思想、变法理论和结党做派。     

官绅民形象的传统描述及影响——以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 (1900-1949)为中心的考察

官绅民形象传统描述的意图在于通过道义教化维持统治秩序.此种描述对共产主义革命前的近代乡村社会各阶层施加了重要影响.抗战时期革命的发动方式、实行措施与官绅民形象传统描述具有密切关联.在其后的土地革命过程中,官绅民形象的传统描述亦彰显出其独特的影响.     

清代城乡对抗中的水利之争与文化之争——以无锡显应桥冲突为例

自清雍正年间至20世纪初,无锡县城西门外显应桥下石坝三筑三毁,见证了近200年的社会变迁,也折射出清代江南城乡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特征。随着城乡流动与社会流动、科举成败日益同步,城乡间在社会等级、利益诉求乃至群体认同上的分裂不断加剧。城乡对抗从政治经济领域拓展至文化心理层面。在显应桥冲突中,士绅阶层的权力优势削弱了其作为道德与文化权威的基础,乡民阶层反而在舆论战中掌握了道德制高点。官方的调和政策非但不能平息城乡矛盾,反而导致冲突升级。士绅指导力弱化、社会隔阂感加深、官员能动性缺失,导致了晚清江南地方社会难以摆脱的秩序困境。     

略论明清时期的修城经费--以湖北为中心

在公共工程中,修城有着独特的意义。大致而言,明清时期湖北修城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国家直接拨款和地方政府的筹措;二是摊征于民;三是私人捐助。朝廷拨款主要针对军事、政治、经济地位重要的城市,这种官帑分配的不平衡性显示出朝廷将城作为控制地方的中心。而大多数城池的维修经费则主要来自地方。对于士绅在修城中的作用不可高估,通常由地方官对其劝捐。通过与农田水利工程的比较,我们更能理解城对社会各阶层意义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