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购买、使用毒品行为犯罪化辨析

本文从社会危害性和立法可能性的角度讨论了在我国设立非法购买、使用毒品罪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具体探讨了罪名的设置、定罪的依据及量刑的规定.     

我国犯罪未遂定罪处罚存在的困境及对策

我国犯罪未遂在定罪处罚上面临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缺乏统一定罪标准两方面的困境,学理上对《刑法》第23条的误读、立法上未采取明确的列举方式是造成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故学理上对法条进行正确的解释、立法上对未遂处罚范围逐步细化以及司法上探求统一的定罪标准是解决我国犯罪未遂定罪处罚困境的基本途径。     

经济刑法中的犯罪数额问题

重视定量因素是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1〕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便已有“数额”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学界开始了对“数额”的讨论。但不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不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系列《补充规定》或《决定》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迄今有关于“数额”的确切含义尚     

对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行为的法理分析

对《刑法》第133条“逃逸”的理解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结论，与人们认识这一问题角度有关。因此，要正确理解“逃逸”就必须统一基调，把握基本的理论问题。     

论刑法价值均衡——兼述人格导入定罪的理论基础

刑法的价值应当包括正义、自由和秩序这几个基本价值。前期古典学派以自由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后期古典学派以正义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实证学派以秩序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却都忽视了刑法的其他价值。因此,刑法理论应当同时体现刑法的三大基本价值,即保持刑法价值均衡。以自由和正义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定罪时会强调行为因素,以秩序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定罪时会强调行为人因素。追求刑法价值均衡在定罪时必然要同时考虑行为因素和行为人(人格)因素。     

知识、行动与实践三段论——亚里士多德论不能自制如何可能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7卷中对"不能自制"的处理,不仅探讨了道德心理学中一个格外重要的问题,而且对于理解他的整个伦理思想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关于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的解决,学者们提出了很不相同的观点.本文首先考察了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传统解释以及对这种解释的某种修正,表明这种解释并不能公正地反映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的总体见解,在此基础上分析另一种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并进一步表明在何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捍卫了苏格拉底原来的立场,而且也提出了一个具有原创性的解决方案.     

藏传因明推理问题辨析商榷

文章对藏传因明推理的概念、全称消去后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以及推理的格式三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不准确的定义会导致演绎推理外延的划分出现问题,不存在"喻"的名实矛盾,藏传因明推论式的三个种类是不能混淆的;全称性质命题和单称性质命题区别明显,不能把用单独的词项表示的因三相形式与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等同起来;比较因三相与直言三段论时,必须把命题化成规范形式再按照三段论的基本规则进行推理,法称论师在推理方面的贡献不能忽视。     

情节犯的立法完善

从我国刑法规定的情节犯立法形式上看,情节犯在立法上存在若干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第一,规范法律用语,保持法律条文的统一性;第二,在刑法附则中对"情节严重"等概念加以解释;第三,加强立法解释,限制司法解释.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

阅读《前分析篇》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把三段论的格分为三种,而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形式逻辑却认为三段论的格有四种,这就导致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基于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格的划分依据、描述方式及其学科构想的考察,不仅可以揭示亚里士多德将三段论界定为三个格的原因,肯定其三格划分的严格无误,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地发掘出导致亚里士多德确定其划分依据的原因及其原因背后的动机,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由一个更为深远而新颖的视角,即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以及古典公理演绎系统的视角,对之作出更为恰当而合理的评价。     

刑事错案防范机制之建构--基于诉讼程序与证据制度的分析

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两个方面。要消除导致错案的直接原因,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严格落实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第二,强化对科技手段的运用,对尸体、体液、痕迹等实物证据,能够采用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高精度的鉴定方式的,不得采用辨认、血型鉴定等低精度的鉴定（认定）方式;第三,高度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事实和理由,驳回辩护方意见必须进行充分说理;第四,严格遵循认定有罪的证明标准,规范口供补强规则的适用;第五,严格贯彻疑罪从无规则,对认定有罪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必须做无罪处理,不得做留有余地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