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语言语篇推理的形式化探究

不论是对自然语言信息处理,还是对计算机科学中的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而言,自然语篇推理既是不可回避的研究重点,也是研究的难点。在利用广义量词理论对语篇推理进行形式化的基础上,既可以对基于传统三段论的语篇推理的有效性加以判定,也可以对基于广义三段论的语篇推理的有效性加以判定。换言之,利用广义量词理论可以形式化地解释和证明自然语言语篇推理。     

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定罪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指行为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情节严重的行为。本文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罪与非罪的界限、既遂与未遂、共同犯罪、该罪与诈骗罪等犯罪的界限等问题,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刑法情节论

情节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刑法中的情节是指由刑法规定或认可的、与行为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并影响定罪量刑和行刑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分析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相关诉讼权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缺乏被害人保护的权利保障的现状,无论是从人权保障的外在需要,抑或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内在需求,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无论是从实体层面的定罪量刑,还是程序层面的控辩结构,被害人因素都是必须考量的.并且,从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的诉求出发,如果在权利保障的内涵中.缺失了对被害人的关注,所谓和谐的诉求也必然是缘木求鱼.同时,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分析,一个缺乏被害人广泛参与的程序,其裁判结果必然与被害人的正义诉求有一定的隔膜,从而导致被害人缺乏对程序正义的认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仅是一个程序上展开的话题,更具有坚实的法理学基础.     

单纯受贿行为的定罪研究

现实生活中单纯受贿行为较为常见,尤其中国社会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更是＂馈赠＂不菲。针对这种＂名礼实贿＂的单纯受贿现象,应从单纯受贿行为基本构造出发,探讨单纯受贿行为定罪争论、定罪比较、定罪障碍和定罪误区,进而单纯受贿行为的二元定罪模式,较为全面、体系地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和介绍。     

定罪过程导入公共情感机制研究

公众情感的非理性面相使其成为刑事司法警惕的对象。然而,鉴于社会学中情感概念的二维属性,公众情感应当也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个侧面。故将公众情感完全驱逐出定罪过程的传统做法需要重新审视。理论上,刑罚惩罚性的判断基准和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结合共同决定了公众情感在定罪过程中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具体到实践中,应当从制度上与方法上进行规范。制度上应当构建陪审制,方法上推行“反馈式影响法”。     

身份犯共同犯罪定罪与量刑问题研究

身份犯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论部分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有分别定罪说、统一定罪说和折衷说.这些学说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关系,只是在分则和有关司法解释中就个别身份犯共同犯罪的问题进行了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困难.因此,在理论上加以厘清,在实践中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对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正确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说说三段论一条规则的表述--与倪荫林先生商榷

三段论的规则(五)符合逻辑“必然地得出”的性质。倪荫林先生一方面认为“规则(五)是缺乏逻辑根据的或违背逻辑的,应该摈弃”;另一方面又认定“规则(五)应直接表述为由两个肯定前提(零否定)必然得出肯定结论”。倪先生在这里违背了思维的同一律。     

刑事独立没收程序的法理问题探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该程序是专门针对违法所得与涉案财产的处置程序,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是相关刑事追诉活动的一种延续,程序启动和裁决结果与关联的普通刑事诉讼之间存在依附关系。从程序设置的目的来看,这一程序贯彻了犯罪不得获益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基于干预对象的可回溯性,有限度的减损正当程序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刑事司法的效率、正义价值也是具有正当性的。     

论定罪与量刑之关系--以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为视角

我国量刑问题经历了从以实体法为主到以程序法为主的发展过程。美国量刑指南建立在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十分清晰的基础上。不廓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强推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效果必然不理想。从刑罚具有的惩罚和教育的功能角度,可以划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惩罚功能通过定罪决定报应刑量来实现,教育功能通过量刑决定宣告刑量来实现。各罪报应刑量应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时发布司法解释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