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非标准语陈述的三段论的分析

检验一个非标准语陈述的三段论是否有效，不能用三段论的规则直接检验，在具体的分析中，必须使它还原为一个语言陈述形式标准的三段论，然后再用规则进行检验     

罪后情节的定罪功能探究——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一道试题为例展开

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一道刑法试题为例,介绍了情节和量刑情节的概念及其分类,并对罪后情节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一种量刑情节,罪后情节原则上只具有影响量刑的功能,但我国刑法典和司法解释却在8处规定了能影响犯罪成立与否的罪后情节,赋予了罪后情节以定罪的功能。这些规定有其刑事政策上的考量,同时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以此为理论基础,对受贿罪的司法解释进行了研究。     

布尔逻辑思想初探

以布尔命名的“布尔代数”作为数学分支，在现今计算机科学领域蓬勃发展，那么布尔本人的逻辑思想在逻辑史上的地位应重新审视。从布尔对莱布尼茨的发展，布尔逻辑的形式和形式化的区分以及布尔和直言三段论的关系三个角度展开的分析，是凸显布尔逻辑思想当代价值的关键。     

利用ATM机故障非法提款行为的定罪与量刑——许霆案之再思考

行为人利用ATM机故障非法提款,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说明已经构成犯罪.利用ATM机故障非法提款不是基于不当得利的代为保管行为,不构成侵占罪,也不是恶意透支,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利用ATM机故障非法提款行为应定性为盗窃金融机构.不过在量刑上应对"数额特别巨大"作新的理解,并注重刑法第63条第2款功能的发挥,以避免处刑畸轻畸重.     

再论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在定罪中的意义表现为 :犯罪结果是部分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法定犯罪结果发生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或未遂的客观依据 ;犯罪结果因其与法条竞合、牵连犯的密切关系而影响行为的罪数。犯罪结果从客观方面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 ,是量刑的重要根据。     

“性贿赂”惩戒刑罚化探析——以法律与道德之关系为视角

在当下我国的贿赂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大案要案频频发生,其方法、手段也日渐多样化的情形下,我国刑事立法把贿赂犯罪的贿赂物限定在财产性物质上其弊端日渐显现.权色交易已不属于私德范畴,而是属于公德范畴并纳入到法律调整范围.将性贿赂入罪虽存在定罪量刑、取证、证明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但是,这是立法技术问题,不能以技术操作的困难来否定立法价值.     

证据论证与定罪

诉讼活动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证据是定案定罪的前提和根据。而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根据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是揭露和制服犯罪分子的有力武器。无证据即无诉讼。在诉讼中对事实的认定均须以证据为其认定的根据。     

对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与完善

坚持公诉的较高标准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国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标准层次性不够。应参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对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作细化分析,提出兼顾社会利益和被追诉者人权保障,证明标准的理论先进性与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的证明标准。     

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

制度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生活态势,必然导致不断有新的犯罪进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但中国97刑法立法上犯罪的增设却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犯罪的多样化似应带来刑罚的多样化,但这种“以罪定刑”的思路并未从根源上揭示罪刑关系,故无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深层次分析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的本质特征内含着“以刑定罪”规律,该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罚的具体形态都决定着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对该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必将引起对罪刑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当前国情下刑罚应该限制于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而不应扩大到罚金刑;凡以财产方式能够有效承担的法律责任,则应统统划归行政或民事责任范畴。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模态逻辑理论

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模态算子、模态命题、必然模态三段论、偶然模态三段论进行分析、评价，进而说明亚里士多德的模态逻辑理论虽然多有矛盾、错漏之处，但它不仅是模态逻辑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逻辑科学的源头，而且已孕育着现代模态逻辑、尤其是多值逻辑的萌芽。亚里士多德的模态逻辑理论与其其他逻辑理论一样，是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