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责任论:一种形式主义的人格定罪模式

人格责任论将责任的基础归咎于行为者的人格,又认为行为人实施了体现主体人格的个别行为时就存在责任。这种人格定罪模式对于解释违法性意识可能性、忘却犯及期待可能性等刑法问题具有理论价值。人格责任论既将人格引入定罪,又格守罪刑法定原则,避免侵害个人自由;但存在对人格与行为的关系认识不全面,没有真正将人格引入定罪之中,立足点仍然是报应而不是预防。     

浅议信用卡犯罪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不断拓宽和发展 ,社会上信用卡犯罪活动也在日益增多 ,分析和研究这种特殊的金融犯罪活动 ,对于完善我国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信用卡犯罪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信用卡犯罪的法律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对量刑等疑难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论毒品纯度与涉毒行为之定罪量刑关系

现行刑法第357条第2款之规定使得我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于涉毒行为中的毒品纯度问题极为轻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惟数额论＂,因之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定罪与量刑上的显失公正。毒品纯度不容置辩地与涉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密接相关,其不仅影响罪犯处刑的轻重,而且关涉行为的定性,即牵及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对涉毒行为欲实现定罪与量刑上的公允,就必须彻底摒弃＂惟数额论＂,对毒品纯度进行充分考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以定罪量刑为研判基点判视角

定罪与量刑是研究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审判之间关联的理想切入点。定罪环节,宽严相济政策对于审判机关的总体要求是趋向严厉的,对于被告人则意味着宽和、轻缓,具体可从犯罪构成的模糊性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以及疑罪进行分析;在量刑环节,宽严相济精神的践行可在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死刑三方面体现。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定罪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导和规范刑事证明活动的准则。就刑事证明的定罪标准而言,"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是国外学术界的代表观点,"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是国内学术界的代表观点。上述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我们应当立足现实,博采众长。     

论不定罪没收的程序构建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案件,增设了不定罪而没收犯罪所得的特别程序,以此来落实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加大反腐反恐的力度。不定罪没收程序的设计,主要源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资产追回的规定。认真分析《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条款并借鉴他国立法实践,有利于不定罪没收程序的实践运行。     

对吴英案的刑法学分析

吴英案是继孙大午案、铁本案以来,发生在金融资本领域的又一重大历史案件,值得我们去关注,去研究。第一,吴英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吴英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第三,吴英是否应该判处死刑?综合本案事实证据,以现有刑事立法为基础,在既定司法体制模式之下,从保障人权和顺应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潮流出发,对吴英案宜作除罪化处理。即使要判有罪,也不应适用死刑,要"留有余地"。     

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逻各斯思想的梳理

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中,实践主要指道德行为,有时也包括制作活动,偶尔还包括思辨活动。逻各斯的词典意义是语言及其所表达的东西,特别是普遍性的道理。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性部分、动物性部分和专属人的部分——前两部分没有逻各斯,后一部分有逻各斯,从而把逻各斯看做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他又把有逻各斯的部分分为有理论逻各斯的部分和有实践逻各斯的部分,前者以不变的原因、原理为对象,后者以可变的人、物、事为对象;运作前者的机能叫理论理智,运作后者的机能叫实践理智。逻各斯的最完整的语言形式为三段论。表达原理的三段论为理论三段论,其大、小前提和结论都是普遍性命题;指导实践的三段论为实践三段论,其大前提为跟人有关的普遍性命题,其小前提为跟行为者有关的个别性命题,其结论为行动。实践三段论的复杂性在于一个行为往往受多个互相异质的三段论的影响,因此,要做出恰当的行为,就既要让欲求习惯于听从正确的大前提从而养成德性,又要善于运用理智在不同的三段论之间计虑权衡,即要有实践智慧。     

论我国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之路

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无论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审判实践中,量刑程序改革都备受瞩目。在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中,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依然没有收到显著效果。由于缺乏配套的诉讼规则,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不能简单地沿袭英美法系的做法,而应寻找适合本土实际的改革措施。具体来说,应当在保持现有审判模式的前提下辅以其他有效措施,规范法官的量刑活动,切实改变控辩双方地位不对等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