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定罪与量刑——以实现刑罚目的为视角

近年来,由醉酒驾驶机动车引起的系列恶性交通事故,引发了人们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是否"入罪"以及如何定罪与量刑的激烈争论。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规制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方面的不足,借鉴国外其他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及法律规定,探讨应该如何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进行定罪与量刑,以真正做到罚当其罪,遏制和预防醉驾行为的发生,实现我国刑罚报应与预防辩证统一的目的。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量刑建议权之比较研究

量刑建议权属于检察机关的公诉权的一部分,并没有侵犯法院的审判权.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不仅包括对被告人的定罪的建议,还包括对被告人的应当判处的刑罚的建议.     

认罪认罚制度中法官功能定位之理论检讨 ——以"制度角色—制度能力"为分析视角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角,法官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充分讨论.在认罪协商程序中,法官要确保案件结果的准确性和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并且有效控制不同程序类型及简化程度.但法官在控辩协商过程中的角色缺失、庭前阅卷的程序保障不足、在庭审程序简化职责反而增加的实践样态下,其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发生了悖反.故有必要引入"法官有限介入控辩协商"的制度设计,通过法官介入控辩协商的基础、时间点、形式和内容的构建,克服法官在认定事实和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方面的弊端.同时,应当以法官是否介入控辩协商过程为界分,将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区分为"形式审"与"实质审",为法官提供充分的制度能力.     

刑诉之暂缓处分制度探析

本文阐述了暂缓处分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 ,即威慑功能、分化瓦解功能、教育感化功能以及错误预防功能 ,对暂缓处分制度在各主要国家的运用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提出在我国暂缓处分制度应运用到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中 ,应在刑事诉讼中进一步确立和完善暂缓起诉、暂缓定罪、暂缓量刑和暂缓行刑制度 ,以充分发挥暂缓处分制度的价值功能。     

论挪用公款罪的几个疑难问题

挪用公款罪的认定涉及到挪用公款的数额和挪用时间，而不同的使用目的对数额和时间的要求不同，多次挪用或一次挪用都会出现对所挪公款用于不同的活动的情况，从而导致定罪和量型的复杂性。     

浅探量刑情节与法定刑－－兼与吴学斌、王声同志商榷

文章认为量刑情节是依附于犯罪事实而存在的,其适用的基础是罪行法定刑.把罪名法定刑作为量刑情节的法定刑,混淆了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与减轻处罚、加重处罚的界限,这不仅在法理上是错误的,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论刑法惩治"性贿赂"的必要性——以贿赂罪的侵害法益为视角

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色交易,使得性贿赂大量滋生,其社会危害性在某些方面比起金钱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性贿赂与其他贿赂罪一样,侵害的法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转变传统观念,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已成为惩治腐败的当务之急。     

论定罪三段论及其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

在审判工作中,不能把定罪三段论视为一般三段论,定罪三段论是在审判工作的思维实践中总结出一种新的推理形式,定罪三段论在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