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犯基本争议问题辨析

教唆犯理论通说并不能协调其立法现实的基本矛盾,应当在罪刑法定精神下坚持单一的作用分类以达到立法与理论解释的协调.其处罚根据在于本身的犯罪性,即教唆犯的客观行为及其危险性.在个罪意义的立法和司法操作中也不宜于对教唆犯单独定罪.     

刑法中的"情节"剖析

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然而在刑法理论中,由于概念的定位问题,对有关情节研究有着巨大的分歧.本文着重分析了刑法中与情节相关的概念.情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为两组相对应的概念即一组为犯罪情节与犯罪相关情节,一组为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情节要求不是构成要件,只是提示性规定.以犯罪构成要件量的规定分析为基础,对情节的两组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和阐释.     

刑事审判监督语境下的量刑建议

刑事审判监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是广大公民关注的焦点、重点和难点,而刑事审判量刑是检察机关实施刑事审判监督的切入口。本文从刑事审判监督的视角,分析了量刑建议的实施策略,以期推动刑事审判监督的改革和完善。     

共同犯罪视野中单位因素的介入及其思考

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竞合虽然是一种逻辑必然，却仍然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困惑，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类型加以划分，并探讨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规则，以及单位共同犯罪中单位和个人的定罪量刑标准差异化规则，并由此来探讨单位共同犯罪中两个层级的主从犯认定，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诸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理论意义重大，并为司法现实所急需。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单位内部自然人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单位犯罪和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     

论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

犯罪构成是定罪的具体标准，从司法的角度看，我国刑法规定的个罪具体的犯罪构成本身就具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的功能。定罪司法解释的作用在于将定罪的过程具体化，引导法官将具体行为定格在刑法条文所设立的模型之中。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决定了定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以原罪的具体的才已罪构成为标准。     

中华法系伦理量刑的核心意蕴——"孝道"规范的历史沿革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自古就有"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理念.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孝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与此相适应,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华法系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伦理量刑制度.而这一量刑制度的基本精神又是以"孝"道规范为核心而形成、发展和演变的.     

同居期间，一方拿走对方存款是否构成盗窃

2004年8月，黄老伯认识了退休女工李某，并建立了恋爱关系，不久即在一起同居生活。2005年7月12日，李某发现黄老伯有4万元存款，遂趁黄老伯不注意将存折盗走。次日，李某从银行盗取存款4万元。五天后李某被抓获。后追回赃款3．5万元。许多人认为，黄老伯和李某是恋爱关系，双方在一起同居生活，经济上不分你我，存款应是共同的。二人都有处分权，故李某无罪。然而法院却以盗窃罪时李某定罪量刑，法院有道理吗？     

论定罪

定罪，即规定、确定和认定罪名问题，是国家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本文论述了定罪的思想基础、重要前提、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并就定罪应注意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可供刑事立法、司法和法律、法学工作者借鉴。     

再谈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在刑法学界争论已久 ,总的说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①犯罪目的说 ,以犯罪目的是否达到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未达到犯罪目的是未遂 ,达到犯罪目的是既遂。②结果说 ,结果说又分为两种 :一是法定结果说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引起某种法定的危害结果发生的 ,是既遂 ,否则是未遂 ;二是预期的结果说 ,即行为人追求的结果发生的 ,是既遂 ,否则是未遂。③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 ,以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全部齐备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根据此说。将既遂犯分为结果犯 (以发生特定结果作为既遂标准的犯罪 )、行为犯 (以…     

论中国传统法比附援引与缘法定罪之间的张力

在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缘法定罪与比附援引贯穿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法制历程,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比附援引作为司法技术弥补了缘法定罪谋求形式正当所带来的弊端,很好地回应了规则僵化所带来的不公正问题。缘法定罪与比附援引各自具有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二者形成合力,共同保证了审判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传统法缘法定罪与比附援引对于我们今天严守法律规则与认可必要的自由裁量之间如何协调运作以及如何防止解释和裁判的异化有很大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