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监督制度：解构与建构

在我国,量刑监督的主体是检察机关,其通过各种监督途径发现法院裁判中存在量刑错误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但我国的量刑监督并未形成系统的监督体系,监督手段也较为单调,因而量刑监督所能发挥的功效是相当有限的.有鉴于此,在对现有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建构说理型、诉讼化、系统化的量刑监督才能真正发挥量刑监督的作用.     

单纯受贿行为的定罪研究

现实生活中单纯受贿行为较为常见,尤其中国社会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更是＂馈赠＂不菲。针对这种＂名礼实贿＂的单纯受贿现象,应从单纯受贿行为基本构造出发,探讨单纯受贿行为定罪争论、定罪比较、定罪障碍和定罪误区,进而单纯受贿行为的二元定罪模式,较为全面、体系地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和介绍。     

刑法情节论

情节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刑法中的情节是指由刑法规定或认可的、与行为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并影响定罪量刑和行刑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     

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定罪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指行为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情节严重的行为。本文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罪与非罪的界限、既遂与未遂、共同犯罪、该罪与诈骗罪等犯罪的界限等问题,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分析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相关诉讼权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缺乏被害人保护的权利保障的现状,无论是从人权保障的外在需要,抑或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内在需求,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无论是从实体层面的定罪量刑,还是程序层面的控辩结构,被害人因素都是必须考量的.并且,从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的诉求出发,如果在权利保障的内涵中.缺失了对被害人的关注,所谓和谐的诉求也必然是缘木求鱼.同时,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分析,一个缺乏被害人广泛参与的程序,其裁判结果必然与被害人的正义诉求有一定的隔膜,从而导致被害人缺乏对程序正义的认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仅是一个程序上展开的话题,更具有坚实的法理学基础.     

从法官心理看"量刑差异"

“量刑差异”是刑事审判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的心理因素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实的刑事审判中,案件的社会结构如案件发生的社会情景、诉讼参与人员的各种特点与反应等,无时不在刺激着法官的审判心理,从而导致法官的心理失衡和随之而来的“量刑差异”现象。这严重地破坏了刑事司法的平等性原则。此现象虽然很难避免甚至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但却能通过对刑事司法作相应制度和技术上的改革来尽量减少它的发生,从而使刑事审判向着“相同案件做到相同处理”的刑事司法理想目标迈进。     

交通肇事量刑中的赔偿因素考量——基于百份判决书的统计分析

基于百份判决书的统计分析表明,交通肇事赔偿影响量刑的轻重和刑罚的执行方式,赔偿情节对量刑的影响重于法定情节,并且个案中赔偿因素的权重差异悬殊.上述问题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法律基础,但均欠缺坚实的法律或法理支撑.应当将赔偿情节法定化,完善限制自由刑体系,增设罚金刑、资格刑以及保安处分,并且顺应刑罚改革的趋势,进行赔偿刑试点.     

身份犯共同犯罪定罪与量刑问题研究

身份犯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论部分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有分别定罪说、统一定罪说和折衷说.这些学说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关系,只是在分则和有关司法解释中就个别身份犯共同犯罪的问题进行了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困难.因此,在理论上加以厘清,在实践中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对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正确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论量刑情节的根据

量刑情节是刑法中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首先研究其存在的根据。量刑情节的根据可以从法学理论、立法和刑罚实现三个层面探寻。法学理论中,法的价值都包含着公正性和人道性两个最基本的理念。由于量刑情节直接影响到量刑的轻重,从而对公民的人身、财产进行剥夺和限制,因此在刑罚裁量过程中必须遵守"公正"这一法的基本价值,尊重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从法律层面对犯罪人施以刑罚的标准上,应当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有效统一。从刑罚实现的角度分析,刑法的效力向刑法的实效转化的程度,由刑法规定的合理性决定,量刑情节的存在体现了刑罚规定的效力性与实效性的统一。     

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域外定罪量刑程序可分为定罪量刑程序分离和定罪量刑程序合一两种模式.鉴于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在维护辩护权行使、彰显诉讼民主、体现人文观念、实现实体公正等方面的优势,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应当成为我国的改革方向.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的形成主要受诉讼理念、人权保障方式、陪审制形式以及审判前程序设置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借鉴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时,应当充分考虑本土因素,即在量刑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上,应当注意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社区四方利益的兼顾与均衡;在定罪量刑主体的选择上,是否引入陪审团制需要具体分析;在对待罪状认否程序的态度上,没有必要单独设置罪状认否程序;在量刑程序的独立程度上,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也许更具有现实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