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官心理看"量刑差异"

“量刑差异”是刑事审判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的心理因素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实的刑事审判中,案件的社会结构如案件发生的社会情景、诉讼参与人员的各种特点与反应等,无时不在刺激着法官的审判心理,从而导致法官的心理失衡和随之而来的“量刑差异”现象。这严重地破坏了刑事司法的平等性原则。此现象虽然很难避免甚至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但却能通过对刑事司法作相应制度和技术上的改革来尽量减少它的发生,从而使刑事审判向着“相同案件做到相同处理”的刑事司法理想目标迈进。     

猥亵儿童罪的量刑适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改

对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是评估观测刑事犯罪司法样态的有效途径。通过对1678例一审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性犯罪前科等从严处罚情节能够显著提高判处有期徒刑的强度,取得谅解等从宽处罚情节对减轻刑罚发挥了明显作用。司法实践中猥亵儿童罪的量刑适用与社会预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当前我国猥亵儿童罪的判决存在量刑结果轻刑化和量刑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这由案件自身特性、刑事司法弊端、情节设置不明确等原因叠加而成。《刑法修正案（十一）》做出了部分针对性调整,但仍有兜底性条款解释规则的基础问题有待探索。应考虑从立法取向、解释规则、量刑说理、酌定情节的适用等角度规范猥亵儿童罪的量刑适用。     

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及其废止——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作为典型的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腐败犯罪,基于死刑的法治缺陷以及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罪质特征、产生原因等,贪污罪、受贿罪死刑的废止是中国刑事立法发展的必然前景。但是受制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尤其是当前反腐败形势的制约,立即或者在短期内废止严重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死刑尚不现实,因而需要对严重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死刑从立法和司法上予以严格控制。立法控制由于能够在源头上实现限制死刑适用的目标,因而立法控制是死刑     

刑事简易程序庭审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庭审缺乏对"认罪事实"的有效审查机制。简易程序适用案件范围的扩大无疑会增加错判的风险。从庭审环节的时间分配来看,简易程序庭审并没有凸显出量刑的重要性,大多数被告人无法感受到因认罪给其带来的刑罚优惠。基于此,有必要对刑事简易程序庭审进行重构,在庭审中,如果控辩双方对定罪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无需在法庭调查环节进行举证、质证,代之以法官对"认罪事实"的审查,审查的重点是认罪动机的自愿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刑事简易程序庭审的重心是量刑,法官应引导控辩双方对量刑事实和情节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增强庭审的量刑说理,使被告人能够切身感受到刑罚做出的过程和基于认罪所带来的刑罚优惠。     

我国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特点及量刑与法律控制——以刑事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恶势力犯罪具有成员相对固定、组织规模较小以及近半数成员有前科劣迹的组织结构特点和实施罪种多元化、侵害法益聚合化的行为特点。同时,恶势力犯罪还具有组织存续时间较短、犯罪事实明确的危害性特点。恶势力犯罪的量刑受是否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组织存续时间等因素影响,其中犯罪人是否属于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是影响量刑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恶势力犯罪量刑的罪刑均衡性较低。受恶势力"标签效应"等因素作用,是否立功、是否自首等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微弱。鉴于此,恶势力犯罪的法律控制应坚持打早打小与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并重的方案,应酌量增加量刑影响因素中的法律成分,并准确评价各项影响因素的权重。     

论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以少数民族习惯规则为视角

罪刑法定思想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反对黑暗残酷的中世纪封建刑法的利器,它在斗争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现在已成为不同法系、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刑法中最基本、最普遍的原则,也是各国刑法体系最不可动摇的基石。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虚拟财产具有传统财产的一般特征,符合刑法意义上财物的概念,因此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达到情节严重程度的能够构成侵犯财产罪.非法获取虚拟财产并非只能构成侵犯财产罪,应当根据不同的行为类型讨论分析其侵犯的不同法益以进行定罪量刑.对不同类型的虚拟财产应当根据不同的价值认定方法认定价值,未独立于网络服务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不属于虚拟财产.     

关于定罪推理的逻辑再思考

定罪推理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常见思维形式,它有特定逻辑特征、特定适用范围,因此把它定位于不同于普通三段论的思维形式结构更科学、合理。同样,对定罪推理的运用也应遵循特定的逻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