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适用的内在与外在根据研究

量刑是沟通求刑与执刑的桥梁,是实现刑罚惩治犯罪、保障人权、恢复社会秩序的前提。为客观公正的适用量刑,必须加强对量刑适用正当性根据研究。社会危害性从客观方面和人身危险性从主观方面为量刑适用提供内在根据和基础;而刑事政策、法官情感、媒体舆论作为一种外在根据,同样对刑罚裁量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     

“性贿赂”入罪的制度设计

近年来,性贿赂愈演愈烈,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的性质,极大的败坏了社会风气和国家机关的良好形象,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重大损失,已达到非动用刑法不可的地步。文章通过对性贿赂的形式、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应当对其定罪处罚。结合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笔者认为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精神的前提之下,应当对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一定修订,才能更好惩罚和遏制这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量刑说理的理论基础探析

通过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刑事司法中量刑说理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量刑说理有其存在的哲学基础、价值基础、社会制度基础和诉讼制度基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自开展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改革以来,对是否应当降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议,特别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关系、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值班律师和量刑建议等诸多问题。为进一步科学规范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审理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补强证据来源于口供或同案被告人供述的要慎重、建立公设辩护人和政府购买法律服务两种模式、结合实际推行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以切实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     

试论量刑证明的特殊性——以独立量刑程序为视角

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在刑事诉讼中的目的不同决定了量刑证据在种类、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方法等方面都异于定罪证据。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改革中,应当充分重视量刑证据及量刑证明的特殊性,制定区别于定罪的证据规则,才能更好的实现量刑的适当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罚模式新论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罪名的处罚模式引发了学界关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否突破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共犯从属性原理的激烈争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罚模式之理论评价概括主要有三种,即"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以及"不作为处罚说",但均存在不足,未能有效解释法条并指导实际办案。为了有效规制信息网络犯罪中的帮助行为,应当倡导"综合性说"处罚模式,即分情况分别坚持共犯从属性原理和帮助行为正犯化原理:当被帮助人犯罪时,依被帮助人实施的罪名之共犯处罚;当被帮助人未犯罪时,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帮助行为才定性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坚持"综合性说"处罚模式的理论基础上,对"主体""明知""情节严重"等罪状要素进行了新的体系解释。     

西方国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研究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均存在量刑建议之实务,许多国家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作出了具体规定,并辅以相应的制度保障。我国司法实践中欲确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应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完备相关的保障制度。     

论“替考罪”的局限性及其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制定了替考罪。通过结合犯罪构成要件学说对其进行解读分析,发现替考罪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九)》中替考罪的规定只是简单地将替考与被替考者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并未完全切合替考罪主体的具体情况,其量刑标准与刑罚的基本原则存在矛盾。为此,应对在校学生重罪轻刑,对专业替考者加重刑罚,以完善替考罪的量刑标准。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与民意引导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呈现全球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全球化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应然,也是必须的选择。我国当前重刑反恐政策和民意"重刑化"倾向,弊端明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反恐合作的有效开展。刑罚裁量涉及国家对犯罪做出反应的方式是否有效和富有理性。公众舆论影响量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量刑政策也影响公众形成对社会犯罪状况、法律秩序以及公共安全的基本态度。"严打重判"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应该对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重新定位,并对民意加以理性引导。     

功能视野下的犯罪事实分类标准新论

犯罪事实分类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具有重要价值。无论是传统的单一分类还是现有的层级分类都不能满足犯罪事实分类精细化的要求。合理的犯罪事实分类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量刑指导意见》层级分类的基础上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认真研究各个犯罪事实的性质、作用层次和关系,在功能视野下对整个犯罪事实进行立体、全面的分析与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