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定减轻量刑权的适应性调整研究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制定是增强量刑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举措,旨在弥补刑罚适用中的僵化,促进个案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因而是一项有益的法律制度。当前酌定减轻量刑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判决过少、缺乏有效监督、操作程序繁琐、适用途径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而酌定减轻量刑权能否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和运作,取决于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关量刑程序能否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相关摸索和有益尝试。     

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得到从宽处罚的被告人仍有部分提出上诉,其中以量刑过重为由的投机型上诉占大多数,尽管如此,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上诉权仍应全面保留,对于因不合理上诉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价值无法充分发挥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提升检察业务水平,加强沟通联系,强化释法说理工作,以减少被告人的不合理上诉,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     

人格责任论:一种形式主义的人格定罪模式

人格责任论将责任的基础归咎于行为者的人格,又认为行为人实施了体现主体人格的个别行为时就存在责任。这种人格定罪模式对于解释违法性意识可能性、忘却犯及期待可能性等刑法问题具有理论价值。人格责任论既将人格引入定罪,又格守罪刑法定原则,避免侵害个人自由;但存在对人格与行为的关系认识不全面,没有真正将人格引入定罪之中,立足点仍然是报应而不是预防。     

岂能降低贪官量刑标准

去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曾在公安部任职的牟新生委员提出＂贪污贿赂罪以不涉及死刑为好＂的建议。牟委员的＂贪官免死＂论一出,即招无数网民反对。现在看来,这个降低贪官量刑标准的提案彻底泡汤了。不过,在现实中,对贪腐官员变通从宽发落的做法依然存在,前几年官员贪贿几百万元就可以判死刑,现在＂提涨＂了不少,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也不判死刑。     

浅议信用卡犯罪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不断拓宽和发展 ,社会上信用卡犯罪活动也在日益增多 ,分析和研究这种特殊的金融犯罪活动 ,对于完善我国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信用卡犯罪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信用卡犯罪的法律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对量刑等疑难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论毒品纯度与涉毒行为之定罪量刑关系

现行刑法第357条第2款之规定使得我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于涉毒行为中的毒品纯度问题极为轻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惟数额论＂,因之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定罪与量刑上的显失公正。毒品纯度不容置辩地与涉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密接相关,其不仅影响罪犯处刑的轻重,而且关涉行为的定性,即牵及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对涉毒行为欲实现定罪与量刑上的公允,就必须彻底摒弃＂惟数额论＂,对毒品纯度进行充分考量。     

基准刑若干问题研究

基准刑的确立与运用是量刑公正实现的必然要求.与量刑基准不同的是,基准刑是以具体个罪为对象,依据量刑基准确立的计算程式计算出来的刑种或刑度.因基准刑具有调节、限制和补充功能,所以能够为法官自由裁量构筑一道防线,以实现量刑公正.而先确立量刑基准,再确立基准刑,之后再确定拟定宣告刑,并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修正拟定的宣告刑,则是实践基准刑的题中应有之义.     

量刑建议权理性基础之解析

量刑建议权从1999年首次试行便引起了广泛关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项权力应否设立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设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人权.此外,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刑事诉讼规律的要求以及公诉权的应有内涵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设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因此,设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将成为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以定罪量刑为研判基点判视角

定罪与量刑是研究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审判之间关联的理想切入点。定罪环节,宽严相济政策对于审判机关的总体要求是趋向严厉的,对于被告人则意味着宽和、轻缓,具体可从犯罪构成的模糊性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以及疑罪进行分析;在量刑环节,宽严相济精神的践行可在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死刑三方面体现。     

我国量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长期以来,我国量刑活动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量刑偏差、量刑失衡、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混淆。通过借鉴美国量刑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保障我国量刑活动实现合理性与规范性要求的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式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改善法官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司法审判人员作到量刑公正,最终实现刑事正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