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兼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其契合处

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诗歌内容要求的最高标准即"不虚美、不隐恶"。二是诗歌运用拟人、用典、比兴等手法时要符合事实,文字简要而不可浮夸。三是诗歌追求实录的目的是"惩恶劝善、观风察俗"。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具体表现在对鲍照及乐府诗的推崇、对庾信及徐庾体的评判等方面。而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有契合之处。     

唐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整体观照

本文在对唐代小说创作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采用“实录”、“寓言”、“传闻”等词语分别概括唐代小说的三种创作方法。这三种创作方法根本的区别体现在情节虚实关系的处理上。“实录”法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而“寓言”法和“传闻”法则注重情节的虚构。上述三种创作方法的出现，说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到了唐代，已基本上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子、史附庸的地位，在艺术上逐步走向成熟     

《搜神记》之“杂传”论

<搜神记>通常是以"志怪小说"的名目为人们所接受,但事实上在<晋书>、<隋书>、<旧唐书>中都被列为史部"杂传"一类.由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出发追溯其为"杂传"之因由,并通过探讨干宝之经史观,认为<搜神记>足可为当时社会世相的实录.     

《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从口述实录文学到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冯骥才口述史方法的共性与嬗变

通过介绍冯骥才在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领域的口述史代表作,以对比研究的方法探讨口述史这一学术方法的共性与发展、变化。结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广泛运用口述史方法的背景,文章认为,口述史的书写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文化话语权,是文化学者与人民大众之间平等、真诚的心灵交流方式。所以,对于口述的源头,即人类记忆的关照应该成为人文学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当代纪实文学的叙事策略

新时期初始的纪实文学 ,大多采用报道、集录、研讨的方式叙事 ,从学科兼融的叙事策略上看无可指责 ,但因缺少情感体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质感 ,是无奈的叙事选择。“亲历叙事”重视切身体验和场景描写 ,强化了作品的文学性。口述实录是最为新鲜奇特的叙事方式 ,作者在叙事中自我放逐 ,将自己置于受话人的地位 ,却又是整体构思的把握者。替百性立传和“集束”式结构 ,也是口述实录叙事的突出特点     

精神实录与边塞想象：杜甫《前出塞》《后出塞》疏证

《前出塞》和《后出塞》的创作时间旧注多有歧说，根据内容判断这两组诗当作于安禄山起兵到关中失陷之前，两组诗歌的创作时间相隔不远。突发的战事引起了杜甫对出塞、军事等问题的反省。杜甫放下士大夫的身份意识，自觉地站在从军者的立场上叙述出塞的经历，深入探寻出塞作战的心路历程，并对当时流行的建功受赏传统观念作了冷静的反思，对战争的真相做出了直接判断，这是杜甫对乐府诗歌艺术特色和社会功能的独特理解。旧注认为《前出塞》是为哥舒翰备吐蕃而发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果按照诗史互证的思路来推求，杜甫笔下的出塞指向是西州为中心的安西北庭区域。但是杜甫本人从未有过出塞西域的从军经历，友人岑参从军西域的经历及其所作诗歌，可能对他合理掌握写实与想象之间的艺术张力提供了借鉴。     

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

《圣武亲征录》《元史》和《史集》是元史研究的基础文献，相互之间的传抄关系尚无定论。《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在正文之外还有小字注解。二者的小字注解有重合之处，内容包括人物指代、汉语翻译、并行纪年。相关内容在《史集》和元末史书《通鉴续编》中都有体现。上述史籍的共同史源可以追溯到《太祖实录》。小字体例和内容表明，《太祖实录》应是先用汉文写成的，随后翻译成蒙古文，进而为《史集》所参考。